读柳宗元《封建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读柳宗元《封建论》
周一良
历代评论秦始皇的文章，咒骂者居多，只有极少数人肯定他的成就。在正确评价秦始皇的文章中，唐代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的《封建论》是杰出的一篇。《封建论》肯定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进步意义，指出这种措施对于维护统一，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从而正确估计了秦始皇革新进取的历史作用。柳宗元在议论历史的同时，还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发表了意见，使自己的史论为政治服务。《封建论》是值得我们认真读一读的一篇好文章。
秦始皇尊崇法家学说，反对儒家孔孟之道。他的目标，是防止已经崩溃的奴隶制复辟，维护和巩固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地主制。秦朝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废除西周以来奴隶制社会分封诸侯的办法，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官爵不再世袭，一切赏罚以对于封建地主国家的功过为标准。秦朝统一以后，全国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划一起来。对于反对这些措施，妄图恢复战国分封割据局面，梦想开倒车回到奴隶制社会的儒生，和他们制造这种舆论的书籍，秦始皇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焚书坑儒。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当然，在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统一只能是有限度的。但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全中国的功绩，在我国历史上仍然不容忽视。当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要求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秦始皇顺应了这种形势，毅然决然排除旧势力的影响，实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设立郡县，由中央派官吏去统治全国。秦朝统一局面下创立的很多制度，为以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着统一事业这个中心。他兼并六国后十年里，巡行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纪功刻石，其主要目的也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提高中央集权的威信，以巩固统一。毛主席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秦始皇当时正是这样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废除分封诸侯，设立郡县，是秦朝摧毁战国旧制，统一全国的关键措施。秦朝以后，历代的政治家们，往往争论“封建”＊和郡县的得失利弊。不少人把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由之引起的统治的不稳固，归咎于秦废“封建”和立郡县。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于否定秦废“封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阐明了郡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的革新和进步。
柳宗元的时代是八、九世纪之交，上距秦完成统一约一千多年。他回顾了秦以后的历史，注意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提出了从发展观点观察问题的看法。
首先，柳宗元从“生人之初”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讲起。他描绘那时人类所处的环境是遍地野草树木，到处奔走着成群的野兽，而人类自己既不象野兽那样能抓扑和咬人，又没有羽毛，因而“莫克自奉自卫”，就是说不能养活自己，保护自己。柳宗元的描述，和先秦著名法家韩非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篇》），是一脉相通的。这样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远古人类社会，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符合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而儒家则认为只有远古的人类处于最理想的黄金时代，以后社会不是向前进的而是倒退的，今不如昔，因此向后看，宣扬“法先王”，一切要复古。孔子就是鼓吹这种历史倒退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为他开倒车复辟奴隶制、反对封建制服务的。柳宗元从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所以能认识到“封建”制要为郡县制所代替，正确地论证了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进步作用。
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象荀子所说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些个人的意志所造成，而是时势——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
在柳宗元关于“封建”制起源的论述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荀子·劝学篇》说，借助于车马的人，并不是脚比别人利便，而能行千里；借助于舟船的人，并不识水性，而能渡江河，因为他们“善假于物也”（会借助于物）。柳宗元运用了“假物”的思想，而他所说的“必将假物以为用”的“物”，似乎不仅是指生活资料，而是包括生产工具，所以才能“为用”。恩格斯教导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类之最初区别于动物，就在于用手劳动而制造了工具。一旦从事制造工具，原始人类在和自然界作斗争时就有了划时代的武器，能够战胜和改造自然。柳宗元在描述人类“莫克自奉自卫”以后，提出“假物以为用”，他是不是非常朦胧地多少意识到了原始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大意义呢？关于国君和统一天下的天子，柳宗元认为最先是由逐步推戴而产生出来的。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儒家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说，来巩固和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象汉代董仲舒之流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顺命》），宣扬统治天下的皇帝之出现是天的意志和命令。对比之下，柳宗元的观点不是比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要进步得多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然号召革命群众去当董仲舒。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陈伯达急起帮腔，一唱一和。林彪反党集团这样热衷于吹捧董仲舒，正是捡起孔孟之道的垃圾作为思想武器，来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尊儒反法，吹捧董仲舒，和他们咒骂秦始皇一样，都出于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封建论》论述了古代奴隶社会中“封建”制的起源以后，指出秦朝改“封建”为郡县的措施的优越性，肯定了这一改革。柳宗元对比了秦以前的“封建”和秦代的郡县制度，指出周代“封建”的弊病是诸侯强盛，天子指挥不动他们，形成所谓“末大不掉”。到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的地位已经降到和诸侯差不多，“周之丧（灭亡）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秦兼并六国后废除侯王，变革旧制，设置郡县，改派地方官，政权集于中央。柳宗元称赞秦始皇这一革新措施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这就充分明确了秦朝统一在巩固统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柳宗元又观察秦以后直到唐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以封建统治的巩固与否为标准，论证了设立郡县的“秦制之得”，和汉朝初年立宗子，封功臣的“封建”之害。他指出，汉朝初年部分地实行“封建”，屡次出现分封诸侯的叛乱，郡县长官却不曾背叛中央，“有叛国而无叛郡”，所以秦朝制度的优越性很明显。汉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这一事实也是不会改变的了。然后，他归结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肯定了唐承秦制是合适的。其实，唐朝虽然实行郡县制，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形成许多独立王国，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已经大为削弱。柳宗元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州县，而在于军队，他认为当时“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赞扬秦制，赞扬唐承秦制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当时各地藩镇而发的。他认为唐朝当前的统治，只要善于掌握军队，谨慎选择地方官，国家就可以治理好。这是反对骄兵悍将向长安的中央政权大闹独立性的议论。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讨论历史，同时也含有古为今用的意味，使他的文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对于古代一些有见解的史论文章，我们不是都应该这样去领会吗？
有人质问：郡县制如果确是“得”，为什么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呢？柳宗元回答说：因为秦朝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人怨于下”，所以大呼成群，揭竿而起，一下子推翻了秦的统治。“失在于政”，“非郡邑之制失也”。又有人质问：夏、商、周、汉四朝，都沿用“封建”而统治长久，秦行郡县制而国祚短促，如何解释呢？柳宗元反驳说：曹魏沿袭汉制，晋朝又沿袭魏制，都实行“封建”，不是也并不长久吗？唐朝改变办法，实行郡县制，到柳宗元时，王朝维持已近二百年。可见并非实行“封建”才能巩固统治。柳宗元还指出，汉代“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意思是说明，汉代只是在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实际上还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柳宗元又进一步论证，在“封建”制下，不问有无才能，生下来就成为封国的统治者，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反不能发挥作用。如果实行郡县制，地方官吏“有罪得以黜（罢免），有能得以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好，晚上就可以罢免。这样，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全国地方指挥自如，当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有保证。
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替封建统治者谋求巩固政权的方法，竭力阐明郡县制之有利于统一。同时，从中国历史长远发展考察，他肯定了秦朝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的积极意义，这种肯定是正确的。对于柳宗元这样封建地主阶级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能够比较正确地估价他的言论和行动。对于秦始皇，也是如此。虽然秦始皇对人民进行了严酷的压迫和无情的榨取，但他的革新精神和所奉行的法家“法后王”政策，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他废除奴隶社会长期实行的分封制，改设郡县，从而巩固了统一，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东西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实行过分封；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阶段，也都出现过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古代埃及奴隶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全国设若干州，州长由法老（国王）任命、调遣。古代波斯的奴隶制帝国，也把全国分为许多郡，由国王派郡守管理。罗马帝国设立行省，由奴隶主的皇帝派官统治。可见郡县制与奴隶制社会并不是永远互相排斥的，郡县制与封建制社会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上述这些奴隶制国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得以加强，全国统一局面之得以巩固，都和实行郡县制密不可分。以古埃及而言，后来州长职位逐渐变为世袭，形成变相的分封制，中央集权即被削弱，统一也就不巩固了。在秦始皇统治初期的具体情况下，反对秦的统一，要求恢复六国分封旧制的人，大都是信奉孔孟之道，梦想恢复殷周奴隶制和礼乐之治的儒生和旧贵族。因此，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封建地主制和维护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就必需扫除这两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恰恰来自同一反动势力。因此，秦始皇的两项任务在打击同一反动势力的基础上一致起来。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在当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大反秦始皇，骂他焚书坑儒，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是的，我们就是要表扬秦始皇“法后王”的革新精神，肯定他打击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制的历史功绩，称赞他废分封，立郡县，第一个统一中国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林彪咒骂秦始皇，是为了反对进步，反对革命暴力，以便于自己复辟资本主义。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旧倒退，必然遭到彻底破产。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今天处在二十世纪，上距柳宗元的时代又是一千多年了。对于两千二百年前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意义，我们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观察、分析，而且有条件从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广阔的视野来加以评价。在中国，政治上较长期的统一，对于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起着积极作用。国家的统一，对以后中国各族人民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独立，也是有利的。如果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不是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是处于战国纷争或藩镇割据的局面，必然给予帝国主义强盗更多可乘之机，他们“分而治之”的阴谋就更容易得逞，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瓜分阴谋的力量，必然会受到削弱。今天，在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奴役以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换了人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七亿人民正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做着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统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祖国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条件及伟大意义，和两千二百年前秦始皇时代的统一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是，两千二百年前的统一，在适应革新进取的要求方面，在符合上升的进步阶级的需要方面，不是也和今天的统一有着类似之处吗？
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联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在巩固封建制，反对奴隶制复辟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是强大，它抵制、压抑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反面作用也就越明显。这正说明，历史是在辩证地发展。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抵制奴隶制复辟、维护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所起的积极作用，当然也不应该否定封建社会里国家的统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柳宗元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仍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秦朝第一次统一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柳宗元对于秦废“封建”立郡县的评价是正确的。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分裂的期间越来越短，元、明、清三朝的统一局面，连续了六百几十年。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不可阻挡的总趋势，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卖国贼林彪也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好，他们搞什么另立中央，寄希望于什么“健康力量”，都是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来实现颠覆分裂的阴谋，最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伟大祖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种黄粱美梦，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与七亿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注定只有破灭。
柳宗元能够正确认识秦始皇统一的功绩，是和他在哲学上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的《天说》认为，天亦即自然根本不能“赏功而罚祸”。他的《非国语》六十七篇，主要是反驳《国语》一书中用天道、天命之类孔老二的儒家反动历史观去解释历史。例如《国语》记载宋人杀了国王，晋人借机攻宋，说宋人违反天道，天必然要加以惩罚。柳宗元反驳说：从古以来，有多少杀人抢劫比宋人严重得多的，他们却活得很好而且长寿，天的惩罚又在哪里？他还质问说：讲到天，我怎么能知道它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呢？柳宗元对于天的看法和解释，是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而和孔孟之道的先验论是根本对立的。由于哲学思想上鲜明的唯物主义因素，才能从客观的形势和环境，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来观察历史，才能正确评价秦的统一。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柳宗元也和顽固保守、专开倒车的儒家完全不同，而是倾向于革新。他在顺宗时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一派，坚决反对宦官掌握政权和兵权，积极改革德宗统治时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唐代实行郡县制而仍然出现反对中央统治的叛乱，柳宗元解释其原因说：“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他认为“有叛将而无叛州”，并非由于没有分封诸侯而造成地方叛乱。柳宗元参加的王叔文革新派，受到宦官以及中央和地方守旧派的打击。他们拥立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对王叔文一派大加排斥。柳宗元也从首都长安被斥逐到边远地方，贬为低级地方官。唐以后的封建文人评论柳宗元，大都推崇他在文学上的革新——古文的造就，而很少人同情他的政治活动。这是长期以来主张保守倒退的儒家孔孟之道的恶劣影响。
宋代有两个政治主张上对立的人，对柳宗元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分歧，对于我们了解柳宗元很有帮助。主张变法革新的王安石称赞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读柳宗元传》），对于主张革新的柳宗元表示了敬意。王安石还说，尽管柳宗元遭到贬黜，没有被任用，仍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就是说，他虽然政治上失败了，其他方面却做出了建树，在历史上留下了业绩。王安石这就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反对王安石变法，竭力维护旧制度的苏轼，对柳宗元的评价则另是一样。他虽然也同意《封建论》的某些观点，却公然辱骂柳宗元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什么都不怕的小人），表示不赞成柳宗元的《非国语》，而且概括起来说：“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见《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所载苏轼的《报江季恭书》）。“礼乐”是孔老二拚命鼓吹的“礼治”的标志，柳宗元对它采取否定态度，认为是不足道的事物，因为他在政治思想上是继承法家的。儒家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有意志，主宰一切，能够影响人世，赏善罚恶。柳宗元不相信什么天道，说“苍苍者焉能与吾事”（《断刑论下》），意即天哪里能管我们的事。这是唯物主义思想。柳宗元在唐代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主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一致的，并在《封建论》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尽管苏轼公然污蔑柳宗元，但他上述两句带有贬意评语，却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予了柳宗元非常确切的评价，从今天看也是高度的评价，这是顽固派苏轼决想不到的吧？
＊这里的“封建”，是旧史书上的术语，指象西周以至春秋战国那样，分封诸侯，各自建立独立王国的制度，柳宗元的《封建论》即指此，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地主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本文凡在这个意义上用的“封建”，都加引号。
（转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此文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转载时，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