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罗思鼎
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发展了孔丘、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对《五经》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搞复辟，对朱熹也十分崇拜。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四书集注》的续篇，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一
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演变成为理学，又称道学。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理”和“气”的关系问题。“理”就是观念、思想，“气”就是物质。朱熹认为“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而蝼蚁，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他用了这样一个譬喻：天上有一轮明月，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理”就是这个月亮，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理”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
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客观世界决不是“理”的影子，而朱熹的“理”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朱熹说：“帝是理为主。”（《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他所以要提出“理”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林彪所说的“受于天”的“理智”，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
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到了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竭力宣扬“天人合一”，并制订了“三纲五常”的反动教条，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鼓吹“天命即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六）而“三纲五常”则是这种“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个“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子文集·读大纪》）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朱子文集·垂拱奏劄》）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是支配世界的原则，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
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天理”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胡说什么“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其实，无论是孔丘的“天命”，还是朱熹的“天理”，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钵，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叫嚣“顺天者兴，逆天者亡”，还胡说什么“这是辩证法”。看，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一套骗人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还需要欺骗自己。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天理”命定的，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朱熹公开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要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农民如果敢于“鼓众作闹”，起来造反，那就要吃官司，坐班房，“决配远恶州军”。（参见《朱子文集·劝农文》、《朱子文集·劝谕救荒》）朱熹还叫嚣说，凡是敢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以地客杀地主”者，一律严加镇压，决不宽恕。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悖逆作乱之心”，维护“三纲五常”，使“天理”不至于泯灭。（《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劄》）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二
朱熹从“天理”是事物的本源出发，形成了他的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朱熹所说的“物”，并不是指客观存在，而只是“理”的影子。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天理”。他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答陈齐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所谓“格物致知”，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朱熹的“格物致知”，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认为人是“理”所派生的，人心就反映着“理”，因此，“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朱熹：《大学　章句》）“人心”能够领悟“天理”。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说什么只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十二）就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逐步领悟“天理”，最后“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朱子语类》卷十一）从而穷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照这种说法，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爆发”一下，就可以百功齐备、万事大吉了。
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朱熹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朱子语类》卷十五）总之，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遵守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是要“居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二）为什么“敬”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三纲五常”，不得有半点怠慢、放肆和动摇。对劳动人民来说，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把自己手脚捆缚起来，就象“放在模匣子里面”一样。朱熹得意地吹嘘：“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朱子语类》卷十二）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所谓“敬字工夫”的反动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修养”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朱熹打着“敬”字的幌子，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专门规定了一整套“敬”的规矩，什么“坐如尸，立如齐”啊，什么“头容直，目容端”啊，（《朱子语类》卷十二）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敬字工夫”，鼓吹“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但是，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朱熹的“待人”哲学。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为了打击反对派，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几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鲁迅在揭露宋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道统”的伪君子，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企图占为己有，用粗绳捆缚孔子“圣象”，强令“搬家”，结果把孔“圣人”的手脚都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什么“敬”啊，“忠”啊，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明代李卓吾曾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寸”。（《世说新语补》卷四）宋朝以后，“道学先生”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孔丘说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进一步鼓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四书集注·论语·子路》）林彪将这几句话收录在他的《四书集句》中，奉为信条。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逻辑，露骨地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亲亲、尊尊、长长”之道办事，倒是供出了一部分反革命的真实意图。朱熹曾公开鼓吹：“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十分清楚，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是为了结党营私，纠合一小撮死党，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原来，他口口声声要学的“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的哲学，说穿了，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狡猾阴险。三
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王权神授”论制造根据。但是，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唐代的韩愈，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宋史·道学传》指出，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而始著”。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权”概括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应了反动封建统治的需要。
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小民田日减”，“大官田日增”。（《宋史·食货志上》）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妄图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
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天命”论；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一些限制。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朱熹大骂王安石“全不用许多儒臣”，“其术足以杀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是朱熹大肆攻击的对象。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龙川文集·与应仲实》）他认为“道”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是和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不由得惊呼：“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任何折衷、调和的余地。
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宋理宗即位后，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而把朱熹的牌位抬进了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
从孔丘到朱熹，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直到今天，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就是一例。因此，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