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险毒辣的中庸之道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阴险毒辣的中庸之道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
鲁迅说过：“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炮制“中庸之道”这种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应该说是孔丘的一大发明。两千多年来，反动派利用“中庸之道”麻痹人民斗志，“中庸”的调子唱得震天价响，而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则无所不用其极。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挥舞“中庸之道”这面破旗，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一面磨刀霍霍，要搞暗杀，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孔丘所发明的“中庸之道”，其反动作用既然如此久远，我们就有必要从历史上追查一下，撕掉它的伪善面貌，暴露它的阴险毒辣本质。
（一）
谈起“中庸”，往往给人以一种“平易”、“公允”、甚至“和蔼可亲”的假象。其实大大不然。任何一种哲学都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并在发展过程中被它所代表的阶级不断加工，日益精致。一个新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常常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中庸”这个哲学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是孔丘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所作的反动论断。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大乱，奴隶造反，奴隶制统治摇摇欲坠，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和反映这种政治要求的法家思潮应运而生，在哲学上也出现了认为“变化”才是“常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中庸哲学从它出现之日起，就是造反、进步和革新的对立面，是辩证法的对立面。
“中”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就是指“正道”。在古代奴隶社会，它指的是奴隶主“奉天之命”进行统治的最高准则。孔丘在《论语》中引用过古代《尚书》里一段话：“尧吩咐舜说：舜啊！天命现在落在你的身上，你要好好执掌这个‘中’（最高准则）。……舜也以同样的话吩咐禹。”（“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孟子·离娄》篇中也有“汤执‘中’”的记载。中庸哲学的所谓“中”，正是承袭了古代奴隶主的这个古老概念，把它更加抽象化、普遍化。有一次，子贡问孔丘，到底什么是“中”？孔丘回答说：“礼啊礼！礼就是‘中’的规定。”（“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由此可见，所谓“中”，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礼”，就是奴隶制度。孔丘及其门徒思孟学派的中庸哲学，把“中”和“庸”联系起来。所谓“庸”，就是“常”，就是不变。其目的就是强调奴隶制原则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既不能变动，也不能偏离；超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与“和”联系起来。“和”，就是“调和”，也就是把“中”这个概念涂上一层骗人的色彩。《中庸》一书开宗明义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看起来似乎很玄虚，其实不过是说，要用“和”，即鼓吹阶级调和论的手段，来达到维护“中”，即奴隶制度的目的。
孔丘这个“中庸之道”的创始人，他“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他痛骂反动立场不鲜明的人是“乡愿”，是“德之贼”（《论语·阳货》）。他大声叫嚷对起来造反的奴隶及“犯上作乱”的新兴封建势力必须严厉镇压（《左传》昭公二十年）。他“堕三都”，杀少正卯，请鲁哀公出兵伐齐，号召门徒对倾向革新的冉求“鸣鼓而攻之”。这些人被攻、被杀、被镇压，就是因为他们造反、革新、反中庸。对反中庸者就要杀，就要攻，就要镇压，这就是孔丘的罪恶行径。
（二）
但是，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奴隶制政权一个个垮了台。孔丘只好唱起“逝者如斯夫”的挽歌，哀悼奴隶制象流水般的消逝。秦始皇尊法反儒，大反中庸之道，推翻了奴隶制政权，“焚书坑儒”。中庸哲学倒了一阵大霉，中国历史却获得了一个大的跃进。
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制已获得巩固，地主阶级这时已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不仅不需要而且害怕革新了，要把封建秩序说成是神圣的、永恒的了。与此同时，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也更加暴露。孔丘的中庸哲学，对巩固封建制度来说，就大大有用了。于是，在董仲舒的哲学中，古老的“中”字又恢复了它的权威。他说：“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他要以“中和理天下”（《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所谓“中和”，其含义一方面是把封建制度神圣化，另一方面则是如同列宁所说的：“‘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董仲舒的这种阴险用心，后来被宋代理学家系统阐发，代表者就是朱熹。
朱熹说，中庸哲学是儒家道统的核心。在朱熹以前，韩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却未能抓住这个核心。比朱熹早百年左右的理学家程颐大肆鼓吹《中庸》，说这本书，“放之则弥六合”（《中庸》序）。朱熹则更大进一步，他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提升到《四书》的宝座，并迅速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批准。为什么到了宋代，《中庸》这本书会如此显赫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农民起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均贫富”、“等贵贱”等直捣封建基础的口号和行动。封建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异端之说，日新月盛”。甚至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王安石，其为人之“反中庸”，其学说之“惑乱人心”，颇有商鞅再世的味道。那些顽固的反动派岂能不乞灵于中庸哲学？司马光这个王安石的死对头，就专门写了一本《中庸大学广义》。朱熹则用了极大的力气，对《中庸》一书进行了注释，并广泛进行了通俗讲解。
朱熹的注释，是对中庸哲学的一次大规模精致加工。他“会众说而折其中”，把中庸哲学提升、发挥到空前的高度，矛盾调和论的色彩也涂抹得更加浓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极端反动的理学体系。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中庸》第二章注）朱熹在把“中庸之道”奉为“天理”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它是“平常之理”。朱熹说：“庸”就是“平常”。他这样解释“中庸”，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庸哲学说成是人人必须了解、事事必须遵行的普遍准则，就是要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范围内用这种毒辣的思想武器来麻痹人民群众，制止革命斗争。这正是朱熹的阴险毒辣之处。朱熹的另一个毒辣之处，就是要把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封建制度说成是“和”。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甲寅行宫便殿前奏一》《文集》卷十四）。“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这就是要把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不和”说成是“和”，而且是最大的“和”。中庸哲学的顽固反动本质与折衷主义的骗人形式在朱熹手中更加溶为一体。因此朱熹十分重视《中庸》，认为它与孔丘的“克己复礼”居于同等地位。他说：“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以上均见《朱子语类》）所谓“存天理”，就是要巩固封建制度。所谓“灭人欲”，就是不准斗争。各安其分，“各得其宜”，这“便是和”。朱熹的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也就是一句话：不准斗争，否则就是不“中和”，就是违反“天理”。清代唯物主义者戴震揭露这种“以理杀人”的毒辣本质时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一千年来，死在这种杀人不见血，“血案中而没有血迹”（《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五卷）的理学屠刀之下的中国人民，难道能够用数字表达吗？
明代后期农民起义的烽火，把“中庸之道”另一个著名的吹鼓手王阳明的阴险毒辣本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一面狂热鼓吹“中”是“天理”，“中和是人人原有的”（《传习录》）；一面大挥屠刀，疯狂屠杀革命农民，声称“必须杀尽尔等而后可”（《告谕浰头巢贼》，《全书》卷十六）。公元一五一七年，江西、福建一带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王阳明带兵镇压，两年之内就屠杀了一万八千多人，许多农民被成批活活烧死，以至“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以此难取首级”（《南赣擒斩功次疏》，《全书》卷十）。十年之后，又是这个刽子手，在广西少数民族起义中心地区八寨断藤峡，屠杀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尸体横积，“恶臭熏积，不可复前”（《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书》卷十五）。他在屠杀之时，还用“中庸”的名义，写下了疯狂反攻倒算的布告，限农民在一个月内“释怨解仇”，交税还债，接受惩罚（“逃税者，输其赋；负债者，偿其值；有罪者，伏其辜”），否则，他就要把农民剁成肉酱（“立齑粉尔辈，如机上肉耳”）（《告谕顽民》，《全集》卷十七）。真是一片杀声，血腥扑鼻。
但是，人民群众杀不光，农民起义也“剿”不完。王阳明深思苦虑，说出了两句反革命真言，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两句话集中概括了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手段。这就是：军事镇压与思想麻醉，两手并用。他要用斧钺刀锯“破山中贼”，用“中庸之道”来“破心中贼”。王阳明一面肆意屠杀，一面向农民灌输“中庸之道”，要农民“相勉以善”，“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全集》卷十六）。总之，是要用“中庸之道”从思想上把农民牢牢地禁锢起来，不准农民进行反抗和斗争。鲁迅说：只有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鲁迅全集》卷六）。这种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死》，《鲁迅全集》卷六）。中国人民没有听从这种杀人凶手的“格言”，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前赴后继，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王阳明死后不过百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埋葬了明代封建王朝。
（三）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刽子手曾国藩，是个道学家。这个反动头子全盘继承了董仲舒及宋代的程朱理学，死死抓住孔老二的反动中庸哲学，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派以中庸哲学“治军”、“治政”、“治家”的鼻祖。
曾国藩秉承儒家的传统解释，把“中庸之道”说成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正道”、“天理”，同时又极力涂抹矛盾调和论的色彩。他说，天下之道，“中则治，偏则乱。”（《文集·答刘孟容书》）所谓“中”，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统治秩序。曾国藩非常懂得孔丘的仁、义、礼、智以至刑赏等等，都不过是统治手段。他要用“中庸之道”这种反动哲学来统帅一切、运用一切，以达到“息天下之争”（消除人民的斗争意志），“止名教之变”（防止封建秩序的崩溃）这种反动目的。曾国藩这个末代封建王朝的反动透顶的代表人物，看出了中庸哲学对于儒家其他理论的指导地位，中庸哲学的阴险毒辣本质在他手中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了。中国人民以迅雷疾风之势，横扫孔丘留下的垃圾污浊，猛烈地冲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曾国藩这个道学家，立刻披上戎装。他大声疾呼，说太平军毁孔庙、焚诗书，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说孔丘、孟轲正在黄泉痛哭。他树起“卫道”（保卫儒家哲学）的黑旗，组织了以地主阶级分子为骨干的湘军。曾国藩逐句批阅《中庸》一书，定为湘军将领的必读经典。当时咸丰皇帝也不仅多次到“圣庙”祭孔，而且亲自向群臣讲授《中庸》，要求他的臣下“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文宗实录》卷八十四、八十七）。垂死挣扎的封建统治者妄图用中庸哲学来动员整个地主阶级，挡住革命的洪流，防止封建制度的崩溃。
革命的烈火最能烧掉反动派的一切伪装。曾国藩，这个满口“中庸”的卫道者，迅速露出了杀人魔王的巨齿獠牙。他公开叫嚣，要“残忍”，要杀人。对于革命人民，他痛恨“宽厚”、“模棱”，反对“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全集·书牍》，《与刘孟容书》）。只要有革命军，他动手就杀，不管是否属他管辖。（“攘臂越俎，诛斩‘匪’徒”）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嘉言抄·治政》），就是背上“残忍严酷之名”，也不在乎。这个讲了一辈子“中庸”的家伙，简直杀红了眼。他下令，凡被俘的太平军，“一概剜目凌迟”，或者“全数斩决”。武昌之战，太平军被俘七百余人，全部被杀。崇阳之战，被俘的太平军七十余人，先“活祭”，然后令湘军士兵“割人肉生吞”。天京被攻陷时，更是“分段搜杀”，三天之内，就杀了十几万人，尸体塞满了秦淮河。鲁迅先生揭露过，口喊“中庸”的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则是“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
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一生最推崇曾国藩，把中庸哲学吹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对他的高级将领作了一次“训话”，题目就是：《中庸之要旨与将领之基本学理》，专门讲《中庸》，要他的高级将领“注意谛听”。他说“《中庸》是‘本体论’”，是“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做将官的人，对于《中庸》一书，不可不详读精思”；读了《中庸》，就有“大智大勇”，不仅能“完成”反革命的“任务”，而且能“使万物皆得其用，人类各遂其生”。他讲了这么多的“中庸”，其目的是什么？蒋介石对《中庸》一书最推崇《哀公问政》一章，又最重视这一章中的“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几句话（《政治的道德》）。他说，“中庸”的根本含义就是“天下事物，都有一定不易的道理，而不是什么新奇巧妙的”（《中庸之要旨与将领之基本学理》）。
“根本就无所谓新旧，……越是新的东西越旧，越是旧的东西越新。”（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讲话）真是顽固反对革命之心，如跃纸上。蒋介石的门徒和御用哲学家，则把这些话奉为圭臬。他的“理论家”甚至拿蒋介石的名字“中正”二字大作文章，胡说什么“惟其中正，故一切可包容，一切无不化”（陈立夫：《三民主义正编》）。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国民党反动派拚命鼓吹“中庸”，其目的就是要拚命维护旧事物，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维护行将死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
这个大讲“中庸之道”的蒋介石，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被他屠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真是无法计算。仅“四一二”政变后三、四年内，在“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反动口号下，他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在十年内战时期，是他下令推行“三光政策”：“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难运者一律烧毁。”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大讲特讲“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公然声称他自己“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就是要找一班快刀斩乱麻的将领！”满口“中庸”的反动派，在镇压革命人民时就是这样“快刀斩麻乱”，一丝一毫也不“中庸”的。
（四）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国内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对中庸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过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戴季陶主义。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痛斥了这种以“中庸”面貌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接着，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著名文献中，毛主席又驳斥了所谓工农运动“过分”的反动理论。当时，广大农民奋起造反，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国民党右派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大叫工农运动“过火”、“过分”、“反常”、“太不成话”。他们打着“中庸”的破旗，提出了“矫枉不能过正”的反动谬论。毛主席列举了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痛斥了这种反动谬论。毛主席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反动派的所谓“过分”，恰恰正是革命。反动派的所谓“反常”，恰恰正是农民翻身。反动派按照中庸哲学，把旧的成规、旧的封建秩序叫作“正”，而把破坏这种旧秩序叫作“过正”。毛主席指出，这种谬论“貌似有理”，实际则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是阻碍农民运动、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理论。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就是说只有用群众的革命的方法，才能终结旧的封建秩序。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是批判中庸哲学的锐利武器。“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毛主席的这个论述，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庸哲学，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一切中庸哲学，从孔丘直到蒋介石，其本质都是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把对立说成是凝固的、僵死的、不能改变的东西；都是只承认矛盾双方在旧统治秩序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把这种相互依存说成是“中”、“和”、“天理”、“正道”；都是否认矛盾双方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斗争，否认这种斗争的发展必然造成旧统一体的破裂，也就是旧统治秩序的破坏，和向新事物的转化。“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这种“和为贵”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它只能是“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所散布的“中间路线”。尤其是，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重要文献。当时，美蒋反动派为了保存反动势力，一面发动和谈攻势，一面在大江以南编练军队，阴谋卷土重来。一些“自由主义人士”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也在大喊“和平”。他们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他们当中，有的鼓吹“南北为界，划江而治”；有的叫嚷“佳兵不祥”，要中国人民立刻收兵；有的甚至要追查中国共产党对“内战”的责任，要中国共产党保证“容纳异己”，“绝不用兵”。总之，是不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要使革命中途而废。他们要在“中庸之道”的口号下，把国民党反动派保护起来，以便有朝一日，重新反扑，把中国人民再度投到血海之中。毛主席彻底驳斥了这种毒辣的“中庸之道”，号召全国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人民的朋友，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条革命路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才有了今天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事实证明：“中庸之道”是一个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是反动派、反革命的阶级、反革命的势力向革命的人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势力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进行复辟的反动哲学。它用折衷主义的外衣掩盖其顽固维护旧事物的反动本质，对抗革命的辩证法，对抗斗争哲学。它欺骗人民群众，麻痹人民革命斗志，并在它的烟幕之下向人民大举进攻。鼓吹“中庸之道”的人，是一帮很阴险、很毒辣的家伙。那里“中庸之道”的调子唱得越高，那里反动派对人民的进攻就越残酷。那里“中庸之道”不行时了，那里的历史就前进。
叛徒、卖国贼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分”、“过极”，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骂绝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要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这个反动派，象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他口称“中庸之道……合理”，叫嚷什么“绝则错”，而实际干的反革命勾当，则是坏事做绝。就在他讲了“中庸之道……合理”之后不到半年，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跳出来搞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党夺权。在这次阴谋失败以后，他又纠集法西斯“舰队”，搞暗杀，搞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投奔苏修。他的手段如此阴险，如此毒辣，但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对立的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自人类划分阶级以来，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彻底批判反动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掌握革命的辩证法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向一切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