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咒骂王安石的用心何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林彪咒骂王安石的用心何在
江天
产生在南宋时期的话本《拗相公》，是一篇站在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立场反对“新法”、攻击王安石的文学作品。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搬用这篇话本的语言，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为什么对这篇话本发生兴趣，并直接用它的话来咒骂王安石呢？只要我们对话本《拗相公》稍加剖析，就不难看出林彪咒骂王安石的险恶用心。
话本《拗相公》不过八千多字，却是通篇毒汁四溅，内容十分反动，语言极其恶毒，手法无比卑劣。它描写王安石梦见在阴司受罪的儿子劝他“及早回头”，不要再行“新法”，于是告病辞官，退居金陵。他在从开封去金陵的路上，看见茶坊、道院、村家、邮亭以至茅厕，到处都有指斥“新法”的题诗；无论是镇市或农村，都因“新法”而荒凉残败不堪。到了金陵后不久，他就在愧悔交加中病死。
话本的这些描写，都是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无耻诬蔑和恶意中伤。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比较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崇尚法家思想，提倡“新学”；主张变革旧制，推行“新法”。尽管他的变法主张不曾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顽固派，仍然对他极端仇视。围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不断进行着的一场儒法斗争。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反映了前进和倒退、革新和保守两种社会势力的不同思想政治倾向。司马光这些顽固派正是以捍卫孔孟道统为己任，把王安石的“新学”、“新法”视作异端，竭力反对。他们不择手段地从政治上阻挠、破坏“新法”的推行，并且利用舆论工具包括诗文小说等文艺形式来丑化、诋毁王安石和“新法”。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南宋初年，就假托苏洵的名义，装扮成预言家的模样，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极尽诽谤攻击之能事。顽固派的党徒还以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伪造的材料作基础，采用当时民间通俗文艺“说话”（讲故事）的形式，创作了话本《拗相公》，发泄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切齿痛恨。
这篇话本一开始就攻击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变法理论，说王安石“自以为是，复倡为‘三不足’之说”。因为“三不足之说”是直接同孔老二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对立的，所以最使信奉孔孟之道的顽固派深恶痛绝。又因为“三不足之说”体现了王安石突破复古守旧传统的反潮流精神，表明了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坚定决心，所以顽固派就抓住这点对王安石肆意谩骂，说什么“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可以看出，所谓“拗相公”，就是攻击王安石不妥协地反对守旧，主张变革的精神。当“新法”大张旗鼓地推行的时候，顽固派司马光曾写信给王安石，杂引儒家经传及汉唐遗文，非难“新法”，力图扼杀这一次革新运动，并诬蔑王安石不肯放弃“新法”是“拒谏”。“拒谏”，也就是《拗相公》这篇话本所说的“专一任性执拗”。王安石在给司马光的简短的回信中，作了坚决有力的驳斥：“辟邪说（批判保守思想），难壬人（打击顽固派），不为拒谏！”而且，王安石在指责“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的同时，还斩钉截铁地重申变法的决心：“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样，王安石自然就被顽固派的儒家之徒看成“性子执拗”的离经叛道分子，话本《拗相公》的作者也便声嘶力竭地叫喊“最恨邪言
‘三不足’”。在话本里，“倡为‘三不足’之说”、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受到百般的诬蔑，而把孔孟之道作为“祖宗制度”的护法神、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如韩琦、司马光、苏轼等人则被奉为“贤士君子”，予以颂扬。话本《拗相公》可说是宋人文学作品中一篇尊儒反法的代表作。
话本《拗相公》为了否定“新法”，还把“新法”本身歪曲得一塌糊涂，说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话本里描写城镇“市井萧条，店房稀少”，农家身上“衣衫褴褛”、住处“草舍泥墙”。话本作者用诸如此类的描写来表现“新法”造成的“伤财害民”的后果。话本作了这样的对比：现在，“四野逃亡空白屋”，“尽为新法误苍生”；过去，“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一句话，“如今不比当初”。一切反动腐朽势力总是守旧复古，企图开历史倒车，又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关心民生疾苦的样子，冒充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们打出“为民请命”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保存、恢复旧制度，维持自己的统治。孔老二要复辟西周奴隶制，不是挂着“为民”的招牌叫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对“新法”，象郑侠画《流民图》、苏轼写《吴中田妇叹》一类的诗，也都借口不忍百姓受苦，其实是不准改变“祖宗制度”，禁止侵夺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话本《拗相公》当然不例外。它把“民不聊生”作为攻击“新法”的依据。它说什么“民间怨声载道”，拆穿来看就是顽固派怒气冲天。话本中那个乡下老叟开口“祖宗法度”，闭口“司马光……诸君子”，哪里象个农民，明明是换上农家衣服的地主阶级顽固派。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追随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不仅对《辨奸论》赞赏不已，而且鹦鹉学舌地操着顽固派的同一腔调，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这说明他同司马光之流一样，代表着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黑暗腐朽的反动政治势力，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更为恶毒的是，林彪用含沙射影的方式，借咒骂王安石来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林彪诬蔑大跃进“过分”，诬蔑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我们从他对王安石的咒骂中，分明听到了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我们党，对我国革命人民刻骨仇恨的心声，听到了他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梦呓。林彪所攻击的“拗”，就是攻击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对帝、修、反的斗争。林彪的攻击，说明我们坚持得对。我们就是要坚持同帝、修、反斗，坚持同地、富、反、坏、右斗，坚持同错误路线斗。我们就是要坚持革命，坚持前进。
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气腾腾、蒸蒸日上，革命新生事物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断强大，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可是，林彪一伙却叫嚷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啦，“生活水平下降”啦，“缺吃少穿”啦，等等。请看，林彪反党集团的狂吠，跟话本《拗相公》里的叫嚣，何其相似。林彪还同样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摇晃着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拣来的“民富国强”的破旗，要把那些被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统统请出来，奉为“座上宾”。林彪借咒骂王安石来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拗相公》的作者咒骂王安石，是要竭力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反对“新法”，以便保持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权益。林彪咒骂王安石，是要拿儒家学说作为反动思想武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林彪妄图把新中国拉回到黑暗痛苦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林彪与《拗相公》的作者不仅思想上一脉相承，而且手法上如出一辙。他们所攻击的内容，都是别有用心的向壁虚构。《拗相公》装着替人民说话，描绘“新法”的所谓“祸害”。实际上“新法”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宋神宗熙宁时期（公元1068—1077年）的变法，带来了元丰时期（公元1078—1085年）社会财富的增加。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之际，吴孝宗曾著《巷议》十卷，“言闾巷之间皆议新法之善”。还有李定曾“据实以言”，说“新法”推行的结果是“民便之，无不喜者”。当然，王安石推行“新法”，最终还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是，“新法”限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权益，有利于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话本《拗相公》描写“新法”造成城市乡村处处经济凋敝，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拗相公》取材于《邵氏闻见录》等顽固派攻击王安石的笔记杂录，而这类笔记杂录，本来就是谤书。正如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所指出的，“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仅把《辨奸论》、《拗相公》等顽固派的“杰作”奉为至宝，而且把顽固派那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也接过来如法炮制。他们一伙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污蔑，都是捏造出来的。顽固派总有这么一个特点：制造谎言。因为真理不在他们手里，他们就只好乞灵于造谣诬蔑。
但是，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不管他们采取何种手段来进行复辟的反革命活动，都无法挽救自己的灭亡。谎言到底改变不了客观实际，咒骂更是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孔老二完蛋了，历代顽固派一个个倒台了，林彪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也落得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