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和孔丘的“正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和孔丘的“正名”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千方百计要当“国家的头”，并搬出孔老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教作为根据。他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个反党篡国的政治纲领，以至发展到发动反革命政变，一时气焰嚣张，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彪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正名”？如果他当了“国家的头”，究竟打算干什么？且让我们剖析一下孔老二的“正名”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来了。
孔老二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大动荡时代。当时，奴隶反对奴隶主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据史书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政权）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奴隶起义的革命洪流，新兴封建势力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使以周天子为首的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使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名不副实，或名存实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老二提出了“正名”，妄图用已经陈旧过时的观念的“名”，矫“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开历史的倒车，重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关于“正名”，孔老二有一段得意的自白。公元前四八五年（鲁哀公十年），“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史记·孔子世家》），孔老二感到他整饬奴隶制纲纪、恢复旧的统治秩序的大好时机即将到来，便兴致勃勃地前往卫国。他一路上兴高采烈，同门徒大谈为政之道。《论语·子路》记载了当时的一段对话：
仲由问：“卫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孔老二说：“必须正名分哪！”（“必也正名乎！”）
仲由又问：“有这样的吗，夫子真迂阔啊！为什么要正名分呢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孔老二说：“粗野呀，仲由啊！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事，总是
不发表意见的。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
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不能兴起来；
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
就会做出违反‘礼治’的事来。所以，统治者正了名分，就必能发
号施令；发了号令，就必能实行。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命令，不允许
有半点马虎。”（“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
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当时仲由说孔老二把“正名”看作执政的首要任务未免太迂阔了，孔老二就大骂仲由粗野；还教训他，不懂得的事，就免开尊口！然后，就向仲由讲了一通“正名”的奥妙。他分析了当时老百姓“犯上作乱”的原因，从刑罚失效，追溯到礼崩乐坏、政令不行，最后归结为“名不正”是总的根源。也就是说，当时君有君之“名”，而无君之“实”，不能行使周礼规定的权威，不能真正发号施令，做不到“令出必行”；臣有臣之“名”，而无臣之“实”，不遵守尊卑秩序，擅自僭权越位，“以下犯上”。因此，孔老二主张按照周礼关于等级名分的规定，矫“正”这种局面，使尊卑有序，“名”“实”相副。他的反革命目的，就是力图挽回政权下移、礼崩乐坏的现实，使早已徒有虚名的周天子重新恢复昔日的权威，作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句话，就是用“正名”为“复礼”服务，把历史拉向后退，复辟西周奴隶制，使整个社会保持尊卑、上下、亲疏、贵贱的严格区别。他妄想通过“正名”，使奴隶制度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奴隶主阶级的“天堂”就不会崩塌了。
孔老二热衷于“正名”的目的是这样，林彪醉心于“正名”的目的也是这样。只不过由于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二千四百多年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不可能再象孔老二那样维护奴隶主的统治，而是梦想把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的风暴摧毁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重建起来。
林彪妄想“正名”以后，也就是说由他名副其实地当上了“国家的头”以后，就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整个国家就可以按照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改变面貌”，变成法西斯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重新“安”其荒淫之“居”，“乐”其剥削之“业”的国家。他认为，这个“名”不“正”，他的要复辟的“言”就不“顺”；他的号令就没人听，复辟的“事”就办不“成”。因此，他急于“正”这个“名”，急于当“国家的头”，篡党夺权。
林彪要当“皇帝”，要当“国家的头”，是蓄谋已久的。早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的喧嚣声中，在地、富、反、坏、右和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声中，林彪就写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妄图分裂我们的党，搞他的独立王国。一个
“天”字，两个“独”字，活画出了他要当“一朝天子”，做“孤家寡人”、独夫民贼的狼子野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在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九大“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以后，他勉强地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口不随心地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内心却充满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意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他越来越加紧了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的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和他的死党躲在阴暗角落里，多次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写成条幅，互相赠送，挂在床头，“念念不忘”，作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纲领。
一九六九年底，在林彪一伙再三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同一个时期，林彪又写了“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的条幅，挂在他床头右侧墙上。他自比周文王、齐桓公，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更清楚地表明他妄图建立法西斯王霸之业的野心。
一九七○年元旦，他更进一步强调“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不久以后，直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他多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以孔老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急于要当“国家的头”，要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后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他率领一伙死党，大闹九届二中全会，发动了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又指使他的死党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又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天马行空”，“独往”苏修，结果坠落荒漠，再也不能“独来”。大概是到幽冥之中的“两面国”当“国家的头”去了吧？真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为了当苏修的儿皇帝，老命也拚上了！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句话，见于《后汉书·李杜列传》。这里所说的“唯此为大”的大事，就是指的立一个皇帝。
公元一四六年（本初元年），年仅八岁的东汉质帝刘缵，由于骂大将军梁冀一声“跋扈将军”，被梁冀毒死。身为“国舅”、独揽大权的大将军梁冀，打算立自己的妹夫蠡吾侯刘志为帝。而太尉李固则认为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能“任亲政事”，想立刘蒜为帝。为此，李固等联名给梁冀一封信，指出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林彪一伙从史书上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抄来，添上孔老二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作为自己“念念不忘”的誓词，这充分说明了林彪想要当“皇帝”，当“国家的头”，是为了把早已“衰”亡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复“兴”起来。这同孔老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一个路数。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大军阀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废除共和，恢复帝制，一心要当洪宪皇帝的诡计。那时，一小撮封建余孽胡说什么只有“恢复帝制”，“正皇帝位”，才“言之成理”，“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林彪说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同这些鬼话何其相似！可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袁世凯还在“皇帝”的“宝座”上心神不定地坐了八十三天；林彪想当社会帝国主义保护伞下的儿皇帝，半天也没当成就摔死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管林彪怎样狂妄地叫嚣要“正名”，由于他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根本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就注定了他必然要失败。他自己要“正”的“名”永远正不了，他要“成”的“事”也永远成不了。最后，还是由党和人民给他“正”了“名”：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或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