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必须过正——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体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矫枉必须过正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体会
解放军某部　刘玉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里，满腔热情地赞扬歌颂了农民运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攻击，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篇光辉著作是批判孔孟的“中庸之道”、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这篇著作，感到特别亲切。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初，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象急风暴雨一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过去，广大贫下中农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被打在泥沟里，踩在脚底下。现在，他们抬头挺胸，掌起权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土豪劣绅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正因为如此，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引起了一切反动派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他们恶毒地诬蔑农民运动是所谓“痞子运动”、“糟得很”；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纷纷指责农民运动做得“过分”、“太不成话”。对于这种议论，毛主席义正辞严地驳斥说：第一，那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第二，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在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非如此“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指出这种貌似公正的“过分”论，实际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谬论，是阻碍农民运动、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谬论。毛主席明确地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毛主席这篇著作，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贩卖“中庸之道”，攻击和指责革命的群众运动“过分”，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反对革命、反对社会前进的惯用伎俩。十几年前，正当我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阔步前进的时候，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打起“中庸之道”的破旗，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分”、“过极”；正当我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时候，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又胡说什么“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必有恶果”，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他的这种反革命腔调，同当年地主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攻击农民运动的腔调一模一样。
为什么一切反动阶级和他们的代表人物，总要打起“中庸之道”的破旗，总要鼓吹所谓“过分”的谬论？我们只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反动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斗志、欺骗人民群众的恶毒的手段，是反动统治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按照他们的看法，矫枉是不能过正的。他们的所谓“正”，就是剥削阶级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被压迫人民只准在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超过了旧成规，破坏了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过分”，就是“大逆不道”。可见，“中庸之道”和所谓“过分”的谬论的要害，就是不准改变旧制度。两千多年前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是为了开历史倒车，复辟奴隶制度。四十多年前，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贩卖“中庸之道”，攻击农民运动“过分”，是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革命人民建设新秩序。林彪胡说“中庸之道……合理”，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必有恶果”，是阴谋投降苏修，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几千年来，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用“中庸之道”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不准人民起来斗争，起来革命。我们决不要上他们的当。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是要对阶级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就是要“矫枉必须过正”，即用群众的革命方法，去打破和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并没有救得了奴隶主阶级的命；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谩骂农民运动“过分”，也没有能够挽救地主阶级的灭亡；同样，林彪恶毒诅咒我们反修斗争“做绝了”、“必有恶果”，也帮不了苏修的忙。尽管如此，阶级敌人还会拣起“中庸之道”这面破旗，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鼓吹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