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什么自比周文齐桓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林彪为什么自比周文齐桓
红宣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他的床头墙上高悬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条幅的右侧，挂着另一个条幅：“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意思是：帝王没有比周文王再高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再高的，他们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名的。现在天下有智能的贤人有的是，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这就在于做人主的不傲慢的原故。）这个条幅是在一九六九年仲冬，也就是在他初次写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之后不久写的。周文王、齐桓公是几千年以前的古人，林彪这个从来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为什么忽然念叨起他们来了呢？
“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是林彪从汉高祖刘邦的《求贤诏》中抄来的。（原文为“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刘邦利用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秦朝，击败了项羽，登上了“人主”的宝座。刘邦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皇帝，与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周文王等的政治主张和处境并不相同，他基本上承袭了秦的政治制度。但是，他还是分封了一些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不断起兵反对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妄图重演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追念周文、齐桓的王霸之业，想要从中汲取一点统治经验。
林彪与刘邦，处境不同，但在想要汲取历史上帝王的统治经验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当时林彪日夜梦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反革命的王霸之业，因而他学习周文、齐桓的心情就更为迫切。
历代统治阶级总是处心积虑地宣扬周文王是受“命”于“天”的。他们宣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诗经·大雅》），胡说周文王是“受命之君”，降生时有“圣瑞”出现，有赤足鸟衔丹书授于他（《史记·周本纪》）。齐桓公成就霸业后，也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是享有“天命”的（《史记·齐世家》）。剥削阶级的统治者热中于宣扬周文王等享有“天命”，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是享有“天命”的。刘邦在《求贤诏》中就宣称自己“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是靠了“天灵”的保佑。一切帝王，都宣称自己是“天子”，在他们的传国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企图用“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世世代代骑在人民头上。刘邦在《求贤诏》里所宣称的：“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无）绝也。”正是这个意思。
林彪自比周文、齐桓，也就是要把自己比成“受命于天”的“人主”。他胡说什么“既受于天，且受于人”，把自己比作“天马”，吹嘘自己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等等，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搞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
叛徒、卖国贼林彪早就处心积虑，图谋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一九六三年，在他立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猛志”之后的第二年，他效法周文王，把《武经七书》之一的《六韬·文韬·明传》中周文王“明传子孙”的“先圣之道”抄录下来，作为教子经。为了实现家天下的梦想，林彪不仅吹嘘自己是“天才”，而且让他的一伙死党吹嘘他的儿子也是“天才”，并且是什么“全才”、“全局之才”、“超天才”。
由于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和广大群众相比，不过是一小撮，因此他们总是要散布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才”论等谎言，一方面欺骗人民，威吓人民，另一方面也欺骗自己，为自己壮胆。在林彪自比周文、齐桓的背后，就隐藏着这种罪恶的企图。
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当时至高的王者，齐桓公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大的霸主，刘邦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皆待贤人而成名”。周文王有“贤人”姜尚、闳夭、散宜生等人的支持，齐桓公有“贤人”管仲、鲍叔、隰朋、宁戚等人的帮助。旧的历史书吹捧周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为接待四方之士，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管仲本来是齐桓公的政敌，但齐桓公为了与列国争霸，重用管仲。刘邦自己也把“求贤”作为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他曾说，张良、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他做了皇帝之后，就从地主阶级中招纳大批“贤士”，来加强他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把“待贤”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重要方法。孔老二曾收罗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栖栖遑遑，到处奔走，扬言谁能用他，就能在东方复辟西周全盛时代的奴隶制。孟轲声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尊贤”作为称王于天下的首要条件。所谓“天吏”，朱熹注释为“奉行天命”，“废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象周文、齐桓那样“尊贤使能”，就能获得天的赞助，就能“奉行天命”，别人“不敢不从”。正如孟轲在宣扬周文王“尊贤”、“养老”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贤人”都是天下有影响的“大老”，他们到周文王那里去了，普天下的“大老”都会跟着归附周文王（《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周文王正是通过网罗“贤人”，得到整个奴隶主阶级的支持，才出现“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即周文王）”的局面。
剥削阶级的头子要加强他们的政权，总是要从本阶级寻找一批坚决拥护他们、有毒辣的统治权术的帮凶，也就是所谓“贤人”。林彪念叨周文、齐桓“待贤人而成名”，也是为了通过这一剥削阶级的传统方法，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的政治野心。他仿效《求贤诏》的话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在林彪看来，今天能够帮助他搞反革命政变的“贤者”不下于周文、齐桓时代，只要他象周文、齐桓一样摆出“礼贤下士”的面孔，那些反革命的“贤士”就会纷纷前来投奔他，依靠他，帮他“成名”，拥戴他做法西斯王朝的“人主”，正象孟轲所说的那样“皆悦而愿立于其朝”。林彪的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等一小撮，就是林彪的“贤者”。
林彪的这伙反革命的帮凶和谋士，也正是以当今的“贤人”自居的，而且以“贤人”互相吹捧。陈伯达在给林彪的一个死党的题词中写道：“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把那个家伙吹捧为今时的“古贤”，称赞这样的“贤人”在干反革命的大事的时候能沉得住气。陈伯达还借用清代赵翼的诗句，叫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表明他们已在磨刀霍霍，准备篡党夺权，改变中国的颜色了。这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对林彪自比周文、齐桓，招纳所谓的“贤人”，结成死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是完全心领神会的。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在一九六九年仲冬抄录刘邦的《求贤诏》的时候，故意把“患在人主不交故也”改成“在人主不骄故也”，把“患”字写上又圈掉了。圈掉一个字，改了一个字，表明林彪当时洋洋得意地认为，他已经用伪装“不骄”的手法招纳了一伙可与“古贤”相比的死党，要建立法西斯的王霸之业，已经不“患”没有结交到得力的“将相”了。对一伙死党，他也是耍两面派手法的。所谓“不骄”，不仅是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的策略，也是他收买、笼络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达到反党集团内部团结的手段。
孔孟鼓吹的“举贤”，是针对当时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的情况而提出的。他们所说的那些“贤士”，有时就干脆称之为“逸民”，也就是那些被赶下台的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可见“举贤”就是“举逸民”。林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求贤”，也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重新扶植起来。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叫嚣：要“对过去……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对林彪的“求贤”最确切的注解。可见林彪的“求贤”，就是要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鼓动这些“逸民”们起来“兴灭国，继绝世”，用这些“基本力量”，拥戴他为法西斯王朝的“人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尽管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祈求周文、齐桓在天之灵，保佑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获得成功，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刚一发动，立刻就被党和革命人民击得粉碎！革命历史的潮流，象黄河长江一样，奔腾向前。林彪及其死党，象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都被革命历史的潮流卷入海底，变成了可耻的反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