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礼”的“猛志”决不能得逞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复礼”的“猛志”决不能得逞
北京师范学院大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写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床头正中墙上，作为他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誓词。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对林彪的意图心领神会，在《题词册》上写了“天马行空，猛志常在”，献给他的主子。林彪也把它视为珍宝，藏于卧室。
“猛志常在”四个字，出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第十首。陶诗原句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的怪物。据《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想同天帝争宝座，遭到天帝的镇压，被砍了脑袋，仍然一手挥舞着盾牌，一手挥舞着板斧，继续战斗。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有截然不同的“志”：革命者有革命的豪情壮志；反动派有反革命的狼子野心。对于刑天的“猛志”和陶渊明歌颂刑天的诗，不同阶级的人可以从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加以引用。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曾经引用过这个故事和陶渊明的诗。他在《春末闲谈》中指出：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希望人民处于不死不活的麻痹状态。这就是那些圣君、贤臣、圣贤以及圣贤之徒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孔孟之道就是这样的麻醉剂。然而，人民的反抗意志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刑天“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在这里，鲁迅引用这个神话故事，既深刻有力地抨击了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妄图实现他们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又歌颂了革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林彪死党陈伯达却用“猛志常在”来吹捧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表示他们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顽固到底的决心。这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却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诉我们，反动派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而且是长期的。
林彪及其死党鼓吹的“天马行空，猛志常在”，是建立在他们“复礼”的理论纲领“天才论”的基础上的。林彪自比“天马”，自以为是特殊的天才人物，“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赵翼：《瓯北诗话》）。他们认为，天马可以在空中飞行，游荡于宇宙之中，独往独来，不受任何约束。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是一伙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林彪一伙的这一套正是从孔孟那里贩来的。他们作为“猛志常在”的典范来歌颂的，就是他们的祖师爷孔孟。陈伯达无耻地吹捧：“孔孟宁被人目为迂阔，而终说仁义”，“其人之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呜呼，斯真所谓禀天地之正气，不愧为宇宙间之‘伟人’也已！”（《原意志》）
孔老二常常吹嘘他的“志”，也要他的门徒“立志”。什么是他的“志”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克己复礼”。他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这就是说，只要志于仁，就可以没有违反奴隶制的恶行。孟轲也跟着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他们所说的“仁”，中心意思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一切按照“周礼”办事，天下就会归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也就是
“归仁”。孔老二还说过“志于道”（《论语·述而》）。所谓
“道”，就是奴隶制的正常秩序。他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正是奴隶制土崩瓦解的时代，所以他惊呼“天下无道”。他的“志”，就是要行“道”，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说：“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甚至疯狂地叫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为了实现他的“克己复礼”之志，简直要拚了老命干，很有点“猛志常在”的味道。然而，孔老二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得不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哀鸣，发牢骚说要乘着小木筏孤单单地逃到海外去。真是反动透顶，顽固透顶！林彪死党吹捧得天花乱坠的“宇宙间之‘伟人’”，原来是这样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小丑，他的“猛志”，不过是一场复辟奴隶制的黄粱梦。
孔老二一方面吹嘘他的“复礼”的“猛志”，同时又大树特树伯夷、叔齐之类的“逸民”。伯夷、叔齐两兄弟是殷商末年的顽固保守分子，周灭殷商后，他俩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孔老二认为他们的行为合乎“孝”、“悌”、“忠”、“恕”，是“志于仁”的榜样，吹捧他们是“古贤”，“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孟轲也把他们奉为“圣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而且还说什么“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真是吹得神乎其神！唐朝的孔孟信徒、儒家代表人物韩愈，也大肆吹捧伯夷、叔齐，写了一篇《伯夷颂》。林彪死党陈伯达，也鹦鹉学舌似地为伯夷、叔齐唱赞歌。毛主席对这些孔孟之徒的喧嚣作了深刻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
‘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林彪的“猛志”和孔老二的“猛志”，完全是一路货色。他把“克己复礼”作为他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的“志”就是“复礼”，也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个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的狼子野心的具体化。在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他们叫嚷要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夺回他们已经丧失了的“天堂”。他们又叫嚷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他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很清楚地表明，林彪“复礼”的“猛志”，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
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把林彪的狼子野心美其名曰“猛志”。“志”而至于“猛”，看来有两个特点：一是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是想当皇帝的大野心；一是狠，他们为了实现这个大野心，不惜破釜沉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样的“猛志”还要“常在”，说明他们是一伙死顽固。事实也正是如此。林彪一伙拒绝党对他们的一再挽救，坚持唯心论的“天才论”，疯狂地叫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似乎真有一点“猛志”。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及其死党还从孔老二那里接过“不成功便成仁”这个反动口号，作为他们的信条和纪律。他们的野心，比孔老二还大。孔老二不过自比周公；而林彪居然以周文王自命。他们的顽固性也使孔老二逊色。孔老二“乘桴浮于海”，不过说说而已；而林彪一伙竟然驾起飞机，公然叛国。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林彪一伙以“天马行空，猛志常在”来自吹自擂，互相打气，正是他们孤立、虚弱的表现。他们搞阴谋诡计，怕见太阳，胆战心惊。于是，只好靠打强心针来苟延残喘，彼此壮胆。这种孤立、虚弱的本质，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仓皇出奔的丑恶表演中，就暴露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以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伟大动力的历史巨轮轰隆轰隆地前进，林彪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天马”，硬要对着历史的巨轮碰撞，用劲越“猛”，碰得越碎。事实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