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使我分清了路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化大革命使我分清了路线
中共辽宁省复县县委书记 杨惠民
我参加过不少次政治运动，但对我教育最大，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出身贫苦，十三岁就给资本家当童工，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解救出来，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参加革命工作后，一帆风顺，没犯过大错误。感到我这个干部还满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系统深入的批判，才使我分清了路线是非，看到了自己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
就拿我在金县那段工作来说吧，当时，我错误地认为：经过四清运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了，应该集中精力抓生产建设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抓养猪积肥、植树造林，劲头很足，就是不过问阶级斗争。七顶公社有个拉树山大队，生产一直上不去，社员生活有困难。我曾经多次到那里，帮助他们研究如何栽枣树，讨论怎样发展多种经营，还拨了两千多元救济款，满以为这样就能改变后进面貌。实际情况却不象我想的那样。你造林，有人砍树；你栽枣树，有人摘枣。正因为就生产抓生产，阶级敌人的不法活动没受到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没受到批判，造林造不成，建设落了空。我这个带头人不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学大寨也迈不开步，对全县的影响很大。
革命群众在批评我的时候，摆出大量事实，帮我分析、批判，使我认识到，原来我中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毒害很深，可是长期不认识。打那以后，我就多次主动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意见，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注意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衡量自己，在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
有段时间，组织上决定让我下乡插队锻炼。开始，我错误地认为一个县委书记下去当普通社员怪丢面子，好象比人矮一头。我下乡的第二天，就遇到年近八十的老共产党员丁玉兰大娘。她把我请到她家，吃忆苦饭，亲切地对我说：“老杨啊，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来，这条道走得对啊！农村需要你们。”丁大娘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回想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初期，在工厂里整天和工人战斗在一起，自己的心紧紧地和工人贴在一起。但是，后来“官”做大了，又忽视世界观的改造，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可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恢复劳动人民的本色。这时我才感到，不是县委书记当普通社员比别人矮一头，而是我的路线觉悟比贫下中农矮一头。我决心以贫下中农为榜样，用汗水冲掉身上的“修”气，换上革命的朝气。
一九七二年我调到复县以后，下决心把工作干好，不要再犯大错误。但怎样才能做好工作，思想上还不太明确。工作中谨慎有余，大胆不足。经过批林整风，我重新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才认识到工作缩手缩脚，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表现。我仔细琢磨，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是因为我工作不谨慎造成的吗？不是。主要是因为分不清路线，分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抓小事，忽视大事。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注意从抓党的基本路线入手，解决革命和生产中的问题。复州公社党委在大忙季节，始终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党委书记亲自蹲点，抓大事，促大干，狠抓革命大批判，批得阶级敌人不敢乱说乱动，批得资本主义倾向不能抬头，一九七三年春耕生产又快又好。我就抓住这个典型，多次在县社干部会上让他们介绍经验，推动全县的工作。
这一年春播开始后，我发现有些队的社员侵占集体耕地的现象比较严重。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其他公社也有。这使我清醒地看到：这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我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全党动员起来，很快地煞住了这股歪风。紧接着，我又抓了农村集市上的两条道路斗争。
实践证明，对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常抓反复抓，就能带动全县工作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