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的狂热卫士　新声的凶恶敌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古乐的狂热卫士　新声的凶恶敌人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　洪毅达
在我国历史上，西周奴隶主大头目周公
“制礼作乐”，很费了一番功夫。一方面，用周礼严格区分阶级，划分等级；另一方面，用奴隶主阶级的音乐文化为统治者歌功颂德，麻痹、毒害被统治者。到了春秋末期，孔老二为其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拚命抓反革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竭尽全力去抢救气息奄奄的西周奴隶主阶级的古典音乐。当时，周王朝垄断文化艺术的“采诗”制度被废弃了，陈腐不堪的“古乐”衰落了，孔老二所在的鲁国，宫廷乐队从“首席”开始纷纷逃散了，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再受西周奴隶制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的约束，僭越滥用天子、诸侯的礼乐了；而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的“新声”，在郑、卫、宋、齐各国蓬勃兴起。面临这样的局势，孔老二气急败坏，进行垂死挣扎。他跑到周王朝向苌弘学古乐，对学生灌输古乐，从卫国回到鲁国，临死之前还大搞所谓“正乐”，企图留下一部和《春秋》一样的音乐文化的“变天账”。
其实，据后人说，在孔老二的时代，“三皇五帝”的乐歌，已经见不着了（王灼：《碧鸡漫志》）。孔老二狂热吹捧的奴隶主阶级的古典音乐作品，也可怜得很，只剩下一个“韶”，传说是舜时代留下的；还有一个“武”，是美化周武王的。这些乐曲，从《论语》中记载的孔老二对鲁国乐师介绍的情况看，由几个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乐段构成乐章，是一种迟缓、呆板、僵死的形式主义货色（《论语·八佾》）。但是孔老二却把它们捧上了天，说什么“尽美尽善”，简直是好得了不得。《论语》还记载孔老二到齐国听“韶”乐，听完之后，神魂颠倒，“三月不知肉味”，言外之意，就是攻击新声贫乏无味，不如古乐。孔老二对那些美化奴隶主贵族头子的古典音乐颂扬备至，就是为已被历史淘汰的反动统治者翻案。这也就是孔老二的“春秋笔法”、
“微言大义”。
相比之下，孔老二对于新声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听听他的话吧：“排斥郑国的音乐，斥退花言巧语的人。郑国的音乐表现过分，有伤雅正；花言巧语的人太危险。”（“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功利主义多么露骨！
孔老二加罪于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声头上的所谓“淫”，是过分的意思。孔老二最痛恨过分。他东奔西窜，到处叫嚷“正名分”，兜售“中庸之道”，都是为了开历史的倒车。他咒骂新声的所谓“淫”，还有什么“亢厉微末”
（旧注：“亢厉与温柔相反，微末与居中相反。”），“杀伐之气”，（《孔子家语·辨乐》）正说明郑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社会变革的战斗精神，是跟西周奴隶主阶级没落腐朽的古典音乐迥然异趣的进步音乐。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根本不把孔老二的“放郑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一套放在眼里。相反地，却竭力提高郑声的社会地位。例如，赵烈侯就曾打算赐给郑声歌唱家田地万亩（《史记·赵世家》）。在法家当权的秦国，“郑卫桑间”的新声可以和“韶虞武象”的古乐平起平坐。楚国的宋玉则公开和孔老二唱反调，说“小大殊用，郑雅异宜”（傅毅：《舞赋》）。意思是说，新声和古乐用处不同，各有所长。孔孟之徒撰写的《乐记》，学着孔老二的口吻，攻击郑卫新声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说穿了，所谓“乱世”，就是把奴隶主贵族当权的世界搅乱了；所谓“亡国”，就是把没落奴隶制度的国家葬送了。这难道不好吗？！后世儒家为了攻击郑声，甚至不惜污蔑郑国人民风气不正，这除了暴露他们内心的卑污，并无损于郑声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应该看到，孔老二拿郑声开刀，是有其反动政治用心的。因为郑国虽小，却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法家的发祥地之一。郑国奴隶阶级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郑国的社会变革也是搞得比较突出的。郑声正是适应郑国新的封建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新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种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所以必然遭到复古死硬派孔老二的恶毒谩骂。他说“放郑声，远佞人”，明确地将郑声和“佞人”并提。历史告诉我们，孔老二根据“放郑声”的反动主张，又欠下一笔血债。事情发生在鲁定公时代。当时孔老二陪鲁君到夹谷同齐景公会盟。齐国叫一个奴隶身份的艺人优施表演歌舞杂技。大概表演中触犯了鲁君，孔老二就勃然大怒，狂呼“笑君者罪当死！”立即令官员行法，杀了优施，“首足异门而出”（《商君书·说民》）。很显然，除了触犯鲁君之外，优施表演的歌舞是新声不是古乐，也是孔老二杀人的重要原因。这件史实再次证明，孔老二这个口称反对残暴和刑杀（“胜残去杀”）的假圣人，骨子里却是嗜杀成性，大有霸道作风和法西斯味道的吃人魔鬼！
尽管孔老二为了挽救“礼坏乐崩”无所不用其极，结果还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的一系列颂古非今的活动，当时就受到被压迫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抵制和批判。墨子指斥孔老二鼓吹古乐残害劳苦百姓，必须坚决否定。（参见《墨子·非乐》）法家杰出代表商鞅则认为，孔老二的反动礼乐说教是“淫佚之征”，（《春秋谷梁传·定公》）把人引向邪路，将孔老二攻击郑声的“淫”字奉还原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对孔老二视若命根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古典音乐，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对于春秋末期反映在音乐上的古乐和新声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史记》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大意是：随着奴隶制度的日趋没落，新兴的郑音得到了推广，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喜欢郑音，互相标榜，争比高低。孔老二虽然搞了许多颂古非今的活动，还是毫无效果。这样一直发展，六国终于被秦国兼并统一了。（《史记·乐书》）可见，郑声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时期的时代的标志之一。它标志着旧制度的终结，预示了新时代的开端。
今天，虽然孔老二早已化为粪土，但他的反动思想的流毒依然存在。混入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之流，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们和孔老二一样，为了制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拚命抓文艺阵地。刘少奇一面叫嚷“宣传封建不怕”，吹捧封、资、修反动文艺“有很高的水平”，一面则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攻击戏剧改革“性急”、“过分”，把孔老二颂古非今的看家本领全部搬了出来。林彪再三挥舞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把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万事中的大事。他“颂”中外剥削阶级文化之“古”，对封、资、修腐朽下流的文艺嗜好如命。他“非”无产阶级文化之“今”，恶毒咒骂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什么“过分”、“全左”，并以同样的词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样板戏。他和孔老二一样大演颂古非今的丑剧。他们还仿效孔老二写“变天账”，躲在阴暗的角落，炮制黑诗、黑歌、黑画，利用文艺形式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但是，螳臂挡不住巨轮，乌云遮不住太阳。他们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