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二与洋奴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孔老二与洋奴才
——《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笔记
南建新
我国人民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极大的恐慌。他们给批林批孔运动安上了一大堆罪名，甚至胡说什么这场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云云。乍一听来，这个“逻辑”未免稀奇古怪。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孔老二，怎么跟“国际主义力量”发生了干连？然而细一分析，“干连”不但有，而且还很不小。社会帝国主义讲的“国际主义”，从来就是要别的国家供它奴役的代名词。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力量”，无非就是一小撮卖身投靠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我们批判林彪和他鼓吹的孔孟之道，最有力地打击了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的迷梦。打在奴才身上，自然痛在主子心上！
早在三十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里，在尖锐地批判尊孔派的时候，就是把帝国主义与孔老二联在一起批判的。毛主席分析了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为什么帝国主义文化要同半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十分适合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灭亡中国的反革命胃口。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毫不放松文化侵略或精神侵略。一方面，它们要通过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吸引留学生等等，传播所谓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即帝国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它们还必然要利用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愚弄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反动文化，以便把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牢牢钉紧。
孔孟之道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反动、腐朽的旧文化的核心。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它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扮演了阻挠社会变革、力图复古倒退的反动角色，因而受到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一切反动派的尊崇。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本来是采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法家思想的；但是到后来，当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已经巩固，它与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上升到了主要地位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孔孟之道来为它的反动统治服务。孔老二的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经过历代孔孟之徒的改造和发挥，就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而孔老二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的“圣人”。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转化，正是它由上升时期逐步转化到没落时期的一个标志。这个事实也说明孔孟之道是腐朽了的剥削阶级维护反动统治、奴役人民群众的反动思想武器。帝国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和巩固其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成为它的奴隶，自然是要充分利用孔孟之道的。
孔孟之道是在旧中国绵延二千多年之久的“国粹”，较之外来的帝国主义文化，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事实上，它那套唯心主义的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的麻醉剂。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就宣扬“忠恕”、“中庸”；中国人民起来进行革命，要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他们就鼓吹“天命”、“纲常”；中国人民要从封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贩卖“生而知之”、“上智下愚”，等等。鲁迅是看透了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孔孟之道来灭中国的。他一针见血地说，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鲁迅还举出这样一些事实作证：中国废止读经了，废去跪拜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却坚持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要学生磕头跪拜；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也要请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中国人当个小主笔。帝国主义对孔孟之道可谓“钟爱”至极！
苏修叛徒集团完全承袭了老牌帝国主义的衣钵。眼看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扫荡了封、资、修的思想文化，那个叫喊“孔老夫子伟大”的刘少奇，那个念念不忘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林彪，都先后被中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苏修叛徒集团就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乱喊乱叫。他们大嚷什么“正是儒学才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使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文明成为真正的中国文明”，攻击我国批林批孔运动是要毁坏“文化珍品”，毁坏“数世纪积累下来的和唯一有价值的智慧的高度结晶”。这一切，跟老沙皇的文化特务盖沙令吹捧“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鼓吹中国的命运系于“古道之复兴”，完全是一个腔调。
帝国主义要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还得在中国找一批奴才。在中国，吹捧孔老二最起劲的，往往就是那些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大小小的走狗奴才。除了受雇于帝国主义文化机关的洋奴买办之外，地主阶级的封建余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进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这个队伍的骨干。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大卖国贼袁世凯，是辛亥革命以后“克己复礼”的急先锋。在他表演洪宪帝制丑剧的前前后后，一再通令尊孔读经，颂扬“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规定“国民教育”要以孔孟之道“为修身大本”。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臭名昭著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也是个孔孟之道的忠实卫士。他把孔老二捧为“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说孔老二的“有教无类”，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他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刻，开出一大堆儒家学派的书目，要青年钻到故纸堆里去，不要过问政治。鲁迅曾经气愤地质问：帝国主义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而中国竟也有一些人，自己甘当大古董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这些人究竟生着怎样的心肝？说穿了，无非是妄想把中国双手奉送给帝国主义，自己捧着孔老二的牌位，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帝国主义主子那里，分得一杯劳动人民的膏血。
一方面尊孔，一方面崇洋；一方面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奴才。这反映了我国走到末路的地主阶级和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力量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帝国主义对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地位又没有多大危害，他们也就投到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甘心当个“二主子”。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从来就是靠买办起家、为帝国主义服务、受帝国主义豢养的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相依为命，同封建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奴才，同封建势力结成反革命的联盟。至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就不可能也不愿意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当着人民的革命斗争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会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反革命的助手。清朝末期的反动统治者有一句话，叫做“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赤裸裸地道出了他们的卖国嘴脸。这句话后来一直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奉做金科玉律，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都是这样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利益，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必然是尊孔、崇洋，必然要宣扬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思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狂热地尊孔、崇洋，同样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从陈独秀、王明到彭德怀、刘少奇，没有一个不是如此。叛徒、卖国贼林彪变本加厉，他一方面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妄想在新沙皇的支持下，爬上“儿皇帝”的宝座；一方面毕恭毕敬地拜倒在孔老二脚下，拾起一面“克己复礼”的破旗，妄想借着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来实现反革命复辟。他既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奴才，又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孔老二同帝国主义奴才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进一步懂得了，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对于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有着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