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 桑戈尔总统的讲话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
桑戈尔总统的讲话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讯　桑戈尔总统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总理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夫人和陪同我访问的代表团，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谢意，感谢中国政府和北京市人民如此诚挚地接待我们。
其次，我要向你们表示，我们为能来到中国而感到高兴。对我个人来说，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对来自中国的一切感到很大兴趣。因为，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寄宿在一位名叫维希纳·本华的广东籍华侨家里，他同我的一个表姐结了婚。特别是对塞内加尔代表团来说，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学习。的确，我们所看到的你们正在进行的革命，业已使我们并且仍在使我们获得很大教益，我们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以便从中汲取丰富的滋养。
在这里，我要向继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资产阶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而震撼了世界，特别是震撼了第三世界的中国革命之父致敬。也就是说，我要向中国革命的思想家毛泽东主席致敬。此外，总理先生，我也向你本人致敬。你是他的最忠实的战友，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由于谦逊，你不愿听这些话），你领导中国政府有力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第一个教导，就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要有民族感情，或最好有民族观念。
假如我理解无误，毛主席教导的含意是，如果人民没有首先把他们的过去，包括其各种特点（这些特点有其个性，所以无法取代）都承袭下来，那么就不能发展成为民族。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读了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的出色的第一章。在“中国社会”这一章里，毛主席这位爱国者向我们谈到了中国人民古老的历史、他们的智慧以及由此产生的伟大作为，特别谈到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
他还正确地向我们指出了在民族的组成方面，一个人数众多的种族——这里指汉族——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它许多种族所起的作用。因为民族的基本含义是要有一起生活、共同思维、尤其是一道行动的共同意志。在目前情况下，一道行动意味着通过革命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由此，我们就来谈谈第二个教导，关于社会主义的教导。
同我刚才提到的那篇著作一样，毛主席的主要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也给我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
我经常向渴望掌握科学社会主义要领的青年人推荐这几篇文章。所谓要领，我指的是在马克思思想中那些放之四海而永远皆准的普遍真理。
这几篇著作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并引用了中国生活中的生动事例，所以更带有典型的中国色彩；正因为如此，我们第三世界人民更可以掌握。扎根于自己的种族——民族文化中的第三世界人民尤其能更快地理解这些文章，因为人们会提醒他们警惕西方传统思想的对半分法，这种东西是维护精神上的保守主义的最有效工具。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这样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恰恰是由于他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阅读他们的著作，目的又是为中国人服务。他在一九三八年所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这之前，他还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所给予的第三个教导。这是关于实践的教导。我可以概括如下：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所面临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加以分析，并且为每个问题制定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这是对的；但更应该为具体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行动。因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找到。
何况，马克思只能教给我们一个进行研究和探索的方法。正如毛主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他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欧，“不能”“预先具体地认识”第三世界所特有的一些情况以及二十世纪所固有的一些法则。
我们第三世界的人更应该坚持实践，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加之继马克思之后，当代学者也恢复了希腊哲学家的传统，把理性认识扎根在感性认识的湿润土壤里。
我们知道，毛主席并不因此而摒弃理论。事实上，他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四千年来首次在中国接受了历史的巨大挑战：在秩序井然的愉快气氛中使中国人民——一个有反抗传统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有饭吃，对他们进行教育和领导。
我们塞内加尔人并不自诩为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
“毛主义者”，因为那些自称是“毛主义者”的人常常背叛了毛泽东思想。自独立以来就领导塞内加尔的我的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政党。在实际上，我们是处于你们称之为的“新民主主义”或“先进的民主”阶段，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
固然，我们开始是阅读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也读法国人——从圣西门到若雷斯的著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不特别注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因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传统思想——包括阴、阳以及推动它们之间矛盾爆发的道——接近黑非洲思想。
当然，我们是以黑非洲人的眼光，为了黑非洲人——这里指塞内加尔人——的利益，去阅读上述各方面著作，尤其是毛主席著作的。事实上，在这之前，我们回顾了黑非洲文明的源泉，在黑非洲文明的基础上制定了黑人学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别的，而是黑非洲文明的价值的综合，其首要品格是拒绝对半分法。
正如你们中国人用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来促进革命一样，我们塞内加尔人，黑非洲人，根据黑非洲传统来促进革命。在拉丁美洲（最近的例子是古巴），黑人——贩卖到那里的非洲奴隶后裔，他们同印第安人构成了这个次大陆的无产阶级——历来都是进行革命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无需谈得这么远了。你们知道，今天就在黑非洲，在安哥拉、莫三鼻给、罗得西亚、南非，在与塞内加尔毗邻的几内亚（比绍），抵抗战士正在手执武器进行战斗。
继中国之后，我们也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民族传统、乃至种族传统之中，这种做法是合理的。我仅引用资本论的一段话来加以证明：“无论何时，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里面，总要在这种关系里面，为社会的全部结构找出最内部的秘密，它们的隐藏着的基础。不过，同一——就主要条件说同一的——经济基础，仍然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上的事情，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等级差别。对于这些，只有由这各种经验上给予的事情的分析来理解。”我强调了“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这说明黑人学和中国人学一样都是有道理的。
上面所述，就是中塞合作的主要原因和道理。
我国独立后不久，确切地说在一九六一年，我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早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就对中国实行了最低税率。不幸，由于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经验而产生了一个误解，致使我们之间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开始进行较为具体的合作。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此之前就已再次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尽管塞内加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少，但相反，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却比较多，超过了不止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对我国的出口。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塞贸易。我们尤其希望在全面合作（我们愿意加强这种合作）的范畴内开展我们之间的贸易往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最近与贵国签订了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我们之所以愿意加强中塞合作，除了上述原因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与我们一样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她根据八项原则来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在这里，我只想举几条其中最突出的原则：
——平等互利的原则；
——无息或低息长期贷款；
——中国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中国专家生活俭朴，与当地人民的水平一样。
我们切身体会到，中国的援助不仅要求的费用低，而且主要是有效。中国专家组在塞内加尔善于培养农民，普及贫苦农民能够掌握的行之有效的耕作技术。贫苦农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他们保持着我国人民的最人道、所以基础也最牢固的品德。我们希望中国专家组扩大活动。
然而，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满足“本能的需要”固然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从满足上述需要出发把这一目标制定下来。我最早读过的毛主席一篇文章，包括他写的诗词（尽管读的是译文，但我感到诗很优美），恰恰就是讲的文化问题。中国的伟大思想家在这篇文章中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人民中间普及文化并不会降低文化本身的水平，而只能是相反。我们也一贯坚持这种看法。因此，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将要签订一项科学文化合作协定，作为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补充。
总理先生，
我再说一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先进民主”的发展中的小国。所以，我们在研究你们经验的时候，并不是力求把人民中国当做一个样板，而是学习你们的榜样，创造出塞内加尔的、黑非洲的样板，使我们能够更容易、更好地进入长征的第二阶段，向社会主义前进。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科学、文化的进步，通过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事业的进步，特别是通过塞内加尔人自己的努力，使人获得全面发展，成为完美的人。
总理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请大家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和夫人的健康，
为董必武代主席和夫人的健康，
为周恩来总理和夫人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友好的中国人民繁荣昌盛和幸福，
为中塞合作，
干杯！（附图片）
右图：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五月六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我国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吴德、徐向前等，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在机场上热烈欢迎塞内加尔贵宾。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