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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礼”和“明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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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4-06-02
第3版()
专栏:

“复礼”和“明法”
谢卓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政治纲领;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法家,提出“明法”作为他们主张革新、反对复辟的政治纲领。“复礼”和“明法”的激烈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孔丘所说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时期主要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一整套奴隶制上层建筑。
奴隶制社会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的出现,由原始社会发展来的。奴隶主贵族从最高统治者——天子开始,按照他的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亲疏,规定了各个等级间的继承和分封的各种制度,用以进行统治权力和财产的分配。集中反映在政治上,形成了从天子到诸侯以至卿大夫等宝塔式的等级,构成全国范围内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网。
这种宗法等级制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天子掌握了全国的土地,根据地区的不同,划分为面积大小不等的耕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天子手里,分封给各级贵族的“井田”的疆界是固定的,不能买卖,所以又叫做“公田”。在此之外,不能再去开垦土地,否则就是非法的。
从国家政治制度上说,宗法等级制度是和分封世袭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和家(指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不分,族权即政权,也就是所谓“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孟子·公孙丑下》)。各个等级之间的上下关系也都是固定了的,是父子相传,世袭的。所以又叫做“世卿世禄制”。这也就是孔丘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一整套名分等级制度。这种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根本制度,当时就叫做“礼制”。
宗法、分封、世袭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祭祀之礼成了很重要的礼。谁掌握了祭祀权,谁就掌握了继承权。这样一来,政权、族权又是和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礼制”的实质,不过是奴隶主阶级把政权、族权、神权,当然还有夫权,这四条绳索紧紧地拧在一起,构成奴隶主阶级专政。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这个“礼制”,又相应地制订了各种各样的礼节、仪文。奴隶主贵族凭借这些东西进行统治,这就是他们宣扬的所谓“礼治”。
这个“礼”,是奴隶主贵族享有的特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他们的财产、权力、名分等级的标志。用孔丘的话来说,礼是民(按:应该读为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无法对天地鬼神的祭祀礼节作出规定和限制,就无法维持君臣上下等级制度的固定不变,就无法分别宗法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尊卑亲疏。君子(贵族)应该特别地重视它,然后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统治百姓。(参见《礼记·哀公问》)
这个“礼”,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副血淋淋的枷锁。孔丘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所谓“易使”,就是要奴隶任凭奴隶主屠杀和压榨。奴隶主贵族为了举行祭祀天帝和祖先之礼,经常用奴隶充当祭牲,把人如同牛马猪狗一样杀死,叫做“人牺”。奴隶主贵族死了,为了举行葬礼,可以一次屠杀或活埋成十成百的奴隶,用作殉葬,叫做“人殉”。孔丘还直言不讳地说过:“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民近礼矣。”
(《尚书大传》)奴隶主贵族一手拿着杀人的凶器,一手拿着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枷锁——“礼”,疯狂地镇压奴隶的反抗斗争,对奴隶进行血腥的统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加上“兵”,残酷地统治压榨奴隶大众,这就是殷周时期典型的奴隶主阶级专政,就是孔丘向往的“有道”的天下。
可是,孔丘面临的现实却是春秋晚期。这时,阶级斗争的狂飚巨浪正在猛烈地冲击着“礼治”的堤防和网罗。阶级斗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封建性的生产关系。随着井田制的崩坏,又促使了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制度的解体。先前赖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礼制”的种种职能,几乎丧失殆尽,出现了孔丘所叹息的“礼坏乐崩”的局面。奴隶主阶级专政即将破产,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孔丘,清楚地看到了“礼”是奴隶制存亡之所系。他看到了,“礼”不但对于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限制和压制新兴地主阶级也是必要的。《礼记·曲礼》说,如果丧失了礼,那么,道德仁义等就都要破产了,对人民无法控制,各种矛盾无法解决,名分等级制度无法维持,奴隶主贵族内部无法团结;就要弄得奴隶主贵族威风扫地,管理不了军队,执行不了刑罚,就连祭祀鬼神也搞不下去了。总之,“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曲礼上》)。所以,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季孙氏用了天子才能用的音乐舞蹈,孔丘就大加反对。孔丘又把“礼”比作堤防,他一再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防)者也。”(《礼记·坊记》)为了防止奴隶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崛起,他认为需要把是非不清和细微不明之处都用“礼”来规定明白,区别清楚,不让人民有一丝一毫的越轨行动。他深知一旦堤防决了,旧礼失去了作用,就会给奴隶主阶级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他说:“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在孔丘看来,只要“复”了“礼”,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制度就可以重新得到维护,分封、世袭制度就可以重新得到巩固,井田制也就可以免遭破坏,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又可以牢牢地胶固在一起。实现了“复礼”,不仅可以使奴隶主贵族避免“坏国、丧家、亡人”的莫大灾难,而且可以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目的。这就是孔丘的一条反动政治路线。尽管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经到了“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地步,孔丘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他当权做官也好,周游列国也好,设帐授徒也好,著书立说也好;在朝在野,在卫在鲁,每时每刻,都死抱住这条反动路线不放。
到了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风暴倾覆了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殊死斗争。这时候,儒家的代表者孟轲为了迷惑人,又把腐朽发霉的“礼治”,披上了“仁政”的外衣。他打着复古的旗号,“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公然用自己的幻想把周代的井田制和世卿世禄制加以编造,歪曲和篡改历史,颂古非今,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孟轲的行“仁政”就是“复礼”的别名。他主张:实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直接从恢复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入手。只要井田制恢复了,那么宗法、分封、世卿世禄等全盘的复辟就不困难了。孔丘和孟轲的说法有所不同,路线却是一条。
这些事实说明,所谓孔孟之道,就是“克己复礼”之道,就是复辟之道。

儒家要“复礼”,法家要“明法”。吴起倡行“明法审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商鞅坚持“法必明”(《商君书·画策》);韩非主张“明法制”(《韩非子·饰邪》)。法家把“明法”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明确地提出要用“法”来代替“礼”,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来代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礼制”。“明法制”就是反“礼制”。韩非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只有法令是最高贵和合适的,此外,不存在同法令并列和高于法令的东西,这就叫做“言无二贵,法不两适”。商鞅针对孔丘的“礼为政本”的谬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提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民本,法也。”(《商君书·画策》)他还进一步指出:“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与孔丘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针锋相对。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子·解老》)不是别的,正是奴隶制的“礼”,才是最不讲忠信的,才是一切乱子的罪魁祸首。
法家对“礼制”展开了全面批判。斗争的锋芒主要集中在这样三点上:一、用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即废除井田制;二、用依据官吏的功过进行任免和赏罚的制度代替世卿世禄制度,废除宗法等级制;三、用有利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代替分裂割据的独立王国,废除分封制。
还在春秋后期,奴隶制的井田制就已经趋于崩溃了。法家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坚决主张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战国初年,李悝〔音亏〕在魏国实行了“尽地力”的改革,奖励垦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后来荀况也主张“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使“耕者乐田”(《荀子·富国》)。韩非也说过:“尽其地力,以多其积。”(《韩非子·五蠹》)都是要使封建的农业生产获得较快的发展。商鞅变法,规定“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这就从正式的法令上废除了井田制,破坏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
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时,清楚地知道,不打倒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就无法取得政治地位。因此,法家无情地揭露宗法等级制度的虚伪性,指出:君臣上下的关系,不是靠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靠赏罚维系的。韩非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因而法家更进一步喊出“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口号(《韩非子·有度》、《商君书·赏刑》),这对于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是一个有力的批判。荀况主张:贤能的人应该越级提拔,昏庸的人应该立即废黜;赏罚只能根据功罪,不能根据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亲疏来区别。商鞅更明确规定:刑法对奴隶主贵族和一般平民,都同样适用。“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同时,还规定了以军功行赏罚。从而用法家的“论功”取代了儒家的“正名”,奴隶主贵族世世代代把持政权的局面被推翻了。正如后来司马迁说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制度。法家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主张实行郡县制。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项重大改革。当时,各国先后实行了郡县制,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更是全面地实行了“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废除了分封制。然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以后,顽固的儒家复辟派还先后两次发起猖狂进攻,要求恢复分封制,反对实行郡县制。他们挑起了一场关系到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这一根本问题的大论战。坚定地站在法家立场的秦始皇和李斯,给予儒家复辟派以坚决的回击,使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国家的统一。
在“明法”和“复礼”的斗争中,奴隶制的“礼制”以及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统统被法家批判得体无完肤。
儒家要“复礼”,就必然要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主张“复古”。法家要“明法”,主张顺应历史的潮流,“法与时转”(《韩非子·心度》),也叫做“师今”。因此,
“明法”和“复礼”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师今”和“复古”的斗争。战国期间,儒家为了阴谋复辟,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法家的变法运动。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打着“复古”的旗号。当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候,他们就扬言吴起“变故(古)”,“易常”,将会酿成“大祸”。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他们又扬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他们在阴谋复辟分封制时,还在制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反革命舆论。
把儒家的“复古”论调归结到一起,就叫做“法先王”。所谓“先王之道”,就是典型的殷周奴隶制社会的“礼制”。“法先王”和“克己复礼”是一路货。
与“法先王”针锋相对的就是法家荀况提出的“法后王”。荀况主张: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后王”能够汲取历史的经验,比“先王”自然要进步;所以应该以“后王”为法,而不应该称道“先王”。他的学生韩非说得更明白:历史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决不应该因循守旧,必须有所创造革新(参看《韩非子·五蠹》)。商鞅坚决推行“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这样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路线。韩非认为: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就加以肯定,这是愚蠢;不能肯定的东西就拿来作为依据,这是自欺欺人,“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秦始皇和李斯在打退复辟派阴谋恢复分封制的猖狂进攻后,严肃地宣布了“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民)”的罪状,同时还公布了“以古非今者族(杀)”的法令(《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师今”和“复古”的斗争中,法家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法令的公布,是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联系的。“焚书坑儒”集中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反动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两个方面:用进步的思想反对反动的思想;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秦始皇“坑儒”,就是镇压那些鼓吹
“克己复礼”,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的儒生,即一群“以古非今”的复辟派的死党。象这样的反动家伙,商鞅曾经比作是六样虱子(《商君书·靳令》),韩非曾经比作是五种蛀虫(《韩非子·五蠹》);并且宣告与他们有“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子·孤愤》)。为了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对反动奴隶主阶级复辟派的死党就必须坚决镇压,毫不留情。用法家的语言来说,这叫做“除蠹〔音杜,就是蛀虫〕”。
儒家要“复礼”,法家要“明法”,“明法”就是反“复礼”;儒家要“复古”,法家要“师今”,“师今”就是反复古;儒家要复辟,法家要“除蠹”,“除蠹”就是反复辟。复礼,复古,复辟,这是儒家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明法,师今,除蠹,这是法家的一条革新的政治路线。它们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如果儒家的这条反动路线得逞,反动奴隶主阶级就会重新上台,国家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就会延续下去,人民就会蒙受更大的痛苦。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两条路线之间进行了反复斗争,合乎历史潮流的法家的革新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封建制度越来越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越来越加强了。秦始皇正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巩固和发展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统一了中国,把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变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历史证明,一切失去了统治地位的、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都要搞复辟,开历史倒车,也都要鼓吹孔孟之道。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林彪也不例外。他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建立法西斯的林家王朝。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并且一步一步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凡是要“复礼”的,同时必然反法。林彪恶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把法家污蔑为“罚家”,借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发动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坚决反击。在深入批林批孔的同时,我们要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从中吸取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败反动的儒家思想,进一步战胜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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