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的海洋霸权主义言论暴露它对第三世界的敌视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苏修的海洋霸权主义言论暴露它对第三世界的敌视
新华社记者述评
近几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海洋问题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不少嚣张、蛮横的言论，一方面为它实行海上霸权主义扩张制造“论据”，另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卫国家主权以及维护海洋权利和资源的正义立场进行疯狂攻击。这表明，苏修在海洋问题上，也是第三世界的凶恶的敌人。
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曾经公然宣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海上，而且放肆地攻击已经站立起来并妨碍它实现其狂妄野心的第三世界。他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一书中叫嚷：“今天仍然存在着进一步瓜分世界海洋的严重威胁。现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某些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坚持要重新审查利用世界海洋的现行法令。”
戈尔什科夫的这番话反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在海上争王称霸的时候，遇到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第三世界国家。他所以对第三世界进行这样的攻击，是因为广大第三世界沿海国坚决主张修改已经过时的旧海洋法并制定一项新的海洋法，以便维护本国的海洋权利和资源，使世界海洋再也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可以在“安全利益需要”的借口下任意横行的“私海”。这正是目前广大第三世界沿海国同以一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海洋大国之间斗争的焦点。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适应它的海上霸权主义扩张的需要，顽固地扮演着旧海洋法维护者的角色。戈尔什科夫就曾经蛮横地宣称：在海洋问题上，“应当改变的并不是国际海洋法的法律准则”，“而是严格遵守现行的条例”。苏联《红星报》则说：“海洋法原则导源于现行国际关系的公认规章（如公海自由等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单方面拒绝遵守。”一句话，在苏修统治集团看来，旧的反映海洋大国殖民主义利益的海洋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事实上，旧海洋法从来就不是公认的，而是少数帝国主义海洋大国强加于世界其他广大国家的。英国海洋法“权威”哥伦伯斯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昔日，所谓国际海洋法就是英美一家之“法”。可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自称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苏修领导集团，却把老牌帝国主义的旧海洋法全盘接收过来加以维护，反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本国海洋权利和资源的正义要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在海洋问题上不也是昭然若揭吗？
苏修竭力维护旧的海洋法，其目的就在于保持旧海洋法的核心——“海洋自由原则”，以便使它的海上霸权主义扩张活动“合法化”。按照苏修的解释，它所宣扬的“海洋自由”的内容包括：“航行自由”、“捕鱼自由”、“航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等。从苏修在海上的所作所为看，这些“自由”实际上就是苏修侵犯别国领海、领空的自由，掠夺别国渔业资源的自由，窃取别国军事和经济情报大搞间谍活动的自由。很明显，有了苏修的这些霸权主义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第三世界和其它广大沿海国维护本国海洋权利和资源的自由。亚非拉国家的一些代表在去年举行的海底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海洋法“所谈的公海自由，不过是少数国家发财致富的工具”，“这种‘自由’其实是保持不平等状况的自由”。
由于苏修把第三世界和其它广大沿海国的国家主权看成它推行“海洋自由原则”的绊脚石，苏修领导集团竟把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运用到海洋问题上。首先，苏修把这个臭名昭著的“理论”运用于侵犯海峡沿岸国对属于其领海的海峡的主权方面。参加筹备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联合国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斯捷潘·莫洛德佐夫在苏联《海运》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又一次声称：各国船只和飞机可以在属于沿岸国领海的海峡内“自由通行”。他攻击某些海峡沿岸国“在规定外国船只所谓‘和平经过’国际海峡的幌子下”“充当重要国际航线的‘守护人’并在那里为所欲为”。他甚至叫嚷：这个问题，“不能由海峡的沿岸国擅自决定，不能取决于它的意志”。在这里，苏修的霸主逻辑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为此，必须限制海峡沿岸国对属于自己领海的海峡行使主权的权利；海峡沿岸国不得充当本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守护人”，不得“擅自决定”属于本国主权权利范围的措施，甚至不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否则就是“为所欲为”。苏修这种蛮横态度，表明它在无视他国主权的霸权主义道路上已经走得多远！
在海洋渔业问题上，苏修也对广大发展中沿海国援用了“有限主权论”。苏修在它向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提出的捕鱼条款草案中规定，“发展中沿海国可以在邻接其领海或渔区（不超过十二浬）的公海内，每年给自己保留悬挂该国旗帜的渔船所能捕获的那一部分鱼量”；而未规定保留的部分，“任何悬挂其它国家国旗的渔船都可以捕捞”。苏联代表伏尔科夫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上说，苏联主张作出上述规定，是因为：“主张沿海国的渔权超过十二浬的国家往往是还不能充分开采自己领海内的资源，更不用说离岸较远区域内资源的国家。”请看，苏修老爷们这一专横主张，不正是从它所宣扬的“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利用的能力”的“有限主权论”中演化出来的吗？
近几年来，苏修在海洋渔业问题上还“创造”了所谓“鱼类是不承认人们划定的界限的”，因而必须限制沿海国对本国沿海渔业资源的主权而让海洋大国去捕捞，并“把捕鱼的管理办法扩大到一切有鱼类栖息的地方”等等谬论。这些谬论，一方面暴露了苏修的凡是有鱼的地方我就要去的霸主嘴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为自己的霸权行径寻找辩词而不得不乞灵于所谓鱼儿习性的窘迫状态。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上，圭亚那代表指出，苏联所谓让未被捕捞的鱼死去对国际大家庭是个损失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不过是为了国际大家庭中少数特权成员的利益，便于继续掠夺世界各海洋资源而提出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罢了”。
随着第三世界的日益觉醒壮大，一个以第三世界沿海国为主力、团结了一些第二世界国家的反对海上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日益扩大。当前，这个波澜壮阔的洪流正在猛烈冲击着以旧海洋法为基础的旧海洋秩序，并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竭力鼓吹的“海洋自由原则”。在一九七三年的联合国大会和海底委员会会议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明确指出：“传统的海洋自由概念必须改变。”他们宣告：“海洋法已经不能由大国来制订了。”一九七三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说：“新的海洋法规则应当切实有利于消除对各国安全的威胁，并保证尊重它们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管苏修怎样在海洋问题上提出种种嚣张、蛮横的主张，也不管苏修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怎样加剧它们的海上争夺，海上霸权主义的末日已经越来越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