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孟之“勇” [复制链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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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孔孟之“勇”
叶文
孔丘在从事复辟活动中，十分重视反革命的“勇气”。他曾经宣扬：“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就是说，这三种“美德”可以通行于天下。他还说什么“仁者必有勇”，就是说“勇”来自“仁”。什么是“仁”？“克己复礼为仁”。
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把“仁”、“勇”、“智”恭录在卡片上，把“勇”解释为“斗争”，说什么这是“用归纳法吸其内容”。他还抄录了苏轼《留侯论》里的几句话，“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作座右铭悬挂在床头。
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勇”呢？他要吸取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勇”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林彪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吸取反革命内容的。其目的无非是：一、要其死党死心塌地为他效劳，“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二、给自己打气，用孔孟之“勇”来扩大他的反革命的野心；同时，玩弄反革命的策略，不能轻易暴露，而要有“忍耐”的功夫。
《留侯论》一文，原载《应诏集》。苏轼曾做“侍读”，为宋哲宗讲授过统治术。此文是特意写给皇帝看的。怪不得一心想当皇帝的林彪如此赞赏！苏轼此文是一篇尊儒反法之作，文中攻击秦始皇“持法太急”，反映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思想。他提出，在“持法太急”，“其锋不可犯”的情况下，应该暂时忍耐；“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他先伪装赞成王安石变法，以后在认为“时机”到来的时候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玩弄这种忍耐术。为了掩盖自己的投机分子的可耻面目，他把这美其名曰“大勇”。
林彪咒骂、攻击秦始皇，是借以咒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把苏轼反对秦始皇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当作座右铭，是借以鼓起他自己和他的同伙要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勇”。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强大的时代，林彪要“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象苏轼所说的那样，立“大勇”、树远“志”，不要因“小不忍”而乱了“大谋”。他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专政，把党对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的斗争，诬蔑为“骤然临之”，“无故加之”，准备采取“不惊”、“不怒”的反革命策略，以等待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的到来，这是白日做梦。
儒家的学说之所以被历代反动派奉为至理，除了它代表了反动阶级的阶级利益外，还因为它经过精致的加工，充满了虚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权术。就说“勇”吧，一般理解就是勇敢、大胆之意。但在孔丘看来，“勇”必须合乎“礼”，即所谓“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勇”者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还要能“忍”。孔丘的保镖子路，是个亡命之徒，被孔丘视为亲信。可是孔丘对他有点不满，说“这个人太好勇了，在这方面超过了我，因此没什么可取了”。（见《论语·公冶长》）这就是说，“勇”也要合乎“中庸之道”，过分了，就不是真“勇”了。孟轲进一步发挥了孔丘的这个谬论，提出“小勇”、“大勇”之别。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孟轲有一次向齐宣王进言：“请你不要喜好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的小勇，只能敌得住一个人。王，请你扩大它！”（“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孟轲提出应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勇”，还引了《尚书》上的话说明，“四方之大，判决有罪无罪，惟有我一人说了算，普天之下谁敢有非分的念头？”（“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简直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林彪以“天下有大勇者”自命，正是这样的“唯我论”者。他欲取无产阶级天下而代之，建立法西斯的家天下。真是痴心妄想！
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他们所谓的“勇”也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其实，一切反动派本质上都是极其虚弱的。他们代表反动没落的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广大人民为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尽管他们表面上其势汹汹，狂呼“大勇”，但他们是十分孤立的，内心虚弱胆怯得很。孔老二在宋国时，在大树下和弟子练习奴隶主的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知道后，派人把树伐了，并要捕杀他，吓得他拔脚就逃。看，这时的孔丘早把“杀身以成仁”的大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又怕在弟子面前失了面子，一边跑一边自我解嘲道：“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交给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以此掩饰他的心虚。历史上的反动派无不气壮如牛，胆小如鼠。
反动派乞灵于孔孟之“勇”，但是孔孟之“勇”从来也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