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树成长　生机勃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树成长　生机勃勃
山西省闻喜县革委会主任、东鲁大队党总支书记　张良忠
去年春天，我调到县革委会工作。虽然还兼着大队的领导职务，但县委有个意见：“东鲁大队的事，放手让年轻人干吧。”这以后，我很少管东鲁的事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我对于东鲁，总是惦记着。
今年三月，涑水河畔春意正浓。我抽空回东鲁一趟。一路上，心里不断地想：领导班子里的几个年轻人怎样？植树造林完成了多少？去年秋天移栽的小麦拔节了没有？……
一九七○年八月，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大队领导班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二十二岁的青年党员苏春生被选为党总支副书记。我离开大队时，总支委员会里又增加了十九岁的女青年党员张满香。
一条笔直的公路伸向东鲁。没有多远，便是俺东鲁的“常青路”了。路边十几丈高的钻天杨旁，又新栽上了几行小杨树，一色儿的品种，都是大拇指粗细，一人多高，长得生机勃勃。我没有进村，又绕到了“丰收路”、“团结路”、“三八路”，到了村边、地边、小渠边。这里那里，全是密密排排的树，一处一个品种。当我顺着“幸福路”走到文化大革命中新开的稻田时，碰上大队几个干部和一群社员。同大伙打过招呼后，我急着问：
“今年栽了多少树？”
“二十万零七千棵。”
我十分惊讶：解放前老人们从山东逃荒来时，这里还是一片草滩，滩里只长着一棵白杨树。一九五三年合作化，俺们才开始栽树。二十年来，年年栽，到去年全村共栽了二十万棵树，每人平均一百棵。今年一下子就栽了二十万棵，每人平均二百棵了。我脱口而出：“真是一年等于二十年呀！”
大伙高兴地说：“对！”
我由于兴奋，不等大伙说完，就抢着说：“小树栽上了，还得保它成活，根深叶茂，通通顺顺地往高长哩！”
同我搭了多年“班子”的总支副书记陈炳恕，了解我的心意，知道这是句“双关语”。他摸摸串脸胡，笑着说：“良忠，我知道你总是挂心咱们班子里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风里来，浪里去，也真是以一年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在成长哩！”
他给我讲起春生，说今年的植树造林运动，就是春生负责的。党总支作出植树二十万棵的决定后，群众中有几种反应。许多人赞成这个决定。但是，也有人觉得树已经栽得差不多了，再栽树就要影响粮食产量。怎么办呢？春生引导大家狠批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贫下中农一想起林彪要让大伙开倒车，走回头路，重过旧社会的苦日子，心里的怒火就烧起来了，都说：“敌人越是反对的，咱们越要干；他要咱们开倒车，咱们偏要开快车！”满足现状的思想打消了。春生又向老贫农组成的“参谋部”请教，怎样妥善安排植树和粮食生产。然后，他在植树动员大会上说：
“旧社会咱全村只一株白杨树，粮食产量多少呢？一亩几十斤。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树木年年增加，粮食产量却年年提高。路边、地边栽树不会影响粮食产量。”
他接着说：“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咱们东鲁呢？这几年旱地变水地，一茬变两茬，‘换地’有了一点小成绩了；可‘改天’呢？植树造林就是一项。大家想想：这几年咱东鲁的风灾为啥比前些年小？霜灾为啥比前些年轻？还不是因为植树造林调节了气候吗！”
响当当的几句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人们称赞说：“春生说得在理。”
植树造林运动就这么掀起了高潮。在那突击的日子里，春生白天栽树，晚上巡逻。有个富农分子偷拔了集体的树苗，被他发现了，当即开了社员大会，对那个富农分子进行了批斗。社员们说：“栽树上也有阶级斗争哩！”大家订了护林公约，划分了护林责任区，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损伤树苗的事。
炳恕讲到这里，停一停，又意味深长地说：“良忠，咱东鲁是跟人斗跟天斗斗出来的，栽在咱东鲁土地上的树木，经过阳光雨露，一定能够根深叶茂，成梁成材啊！”
听着老干部赞扬青年干部，我心里欢喜；听着青年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事迹，我心里更欢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春生带头批评了我的错误。批判会上，他把我过去执行错误路线办的错事，一宗宗、一件件全都摆了出来。我当时惊奇这娃这么有心计，更使我惊奇的还是他讲的道理，使我心悦诚服。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这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斗争的年轻人了。人们说我俩是越斗越亲，的确是这样。
我问道：“春生这阵干啥呢？”
炳恕说：“为了让他多受锻炼，植树造林结束后，党总支又决定让他到水利工程上负责去了。”
我拉着炳恕说：“走，到水利工地上看看去。”
远处，一串清脆的鞭响。我寻声望去，正是春生赶着胶轮大车向水利工地奔驰。等我们走到跟前，他指着胶轮车上满满的石料，象报喜似地说：“老张，咱修防渗渠道和打十眼深井用的石料，没几天就全部备齐了。”
我高兴地点点头。我知道修防渗渠道和打深井，是为着支援兄弟队。一九五八年，我们在涑水河上修起“幸福渠”，把全大队三千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为了防止天旱河干，还修了个水库，东鲁大队已经是旱涝保收了。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的眼界开阔了，不少人说：只顾东鲁，还是放眼全国？这也是个路线问题哩！去年已经修了一万多米防渗渠道，光节省下的水，就给附近的新农村大队添了一千多亩水浇地。为了让附近塬上的中庄、上镇、涑阳、营里几个大队都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又决定把“幸福渠”让出去。东鲁大队的水源呢？打深井。记得去年讨论这个问题时，春生就斩钉截铁地说：“比起塬上几个大队来，俺们东鲁大队地势低，比较富裕，井，就该咱们打。”个别人思想不通。当时刚进领导班子的满香姑娘，两眼闪出泼辣的光芒，说：“看革命样板戏，就得学做革命人，咱不能白看《龙江颂》呀！”
作出这项重要的决议，是年轻人带了头。眼下，再看看春生的朝气蓬勃的劲头，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咱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赶忙走出街外，寻找满香。有人告诉我说：她领着“铁梅队”移栽小麦去了。我心里一愣：小麦移栽，我前年搞过试验，是秋后移栽，怎么春天搞起移栽来了呢？
在去年秋后移栽的那二百亩麦地旁边，我找到了满香。她对我说：“收罢秋到上冻前，时间短，农活多，如果春天移栽也能成活，不是就可以在更大的面积上移栽小麦，实行麦、棉两茬吗！”
原来，这个年轻的党总支委员为社会主义事业想得更大更远呀！几年前，她刚从学校毕业回村时，还是个开会不敢发言、遇到困难就流眼泪的小姑娘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已经变成一个敢说敢干的领导干部了！
在回县里的路上，太阳从东边越升越高，照耀着“常青路”上正在吐露新叶的小树，照耀着开始拔节的移栽麦苗……。我又欢畅，又觉得浑身是劲，仿佛自己也变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