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思想是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韩非的思想是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这篇文章，是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志共同研究写成的。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成了这篇论文。这件事说明工农兵理论队伍正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也说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可以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这种做法也是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好形式。
——编　者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每当儒家的徒子徒孙们提到这个时代，总是破口大骂，说什么，那时候强盗当上了王侯，而不讲仁义的国家倒强大起来了。（“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jué　音决〕之国，兴立为强。”见刘向《战国策书录》）还说什么，那时候搞得人们“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总而言之，是看起来“颠倒错乱”，说起来“胆战心寒”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哪些人才感到“错乱”“心寒”呢？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当时，在轰轰烈烈的奴隶大起义的推动下，奴隶制度一天天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乘势起来夺权，使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惊慌失措。
到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更加激烈。儒法两家的斗争，作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个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人物，就是韩非。一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年——公元前二三三年），韩国人，出身奴隶主贵族。他和秦始皇的丞相李斯，都是法家荀况的学生。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在荀况和前期法家思想的影响下，他看清了时代变化的潮流，背叛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韩非曾经多次向韩王提出革新变法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韩非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写成文章，后人把这些文章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这部书对先秦法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作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秦始皇看到韩非写的《孤愤》和《五蠹》〔dù音杜，蛀虫〕等文章的时候，高兴地说：“如果我能见到写书的这个人，能同他交往，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思想是多么符合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
韩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历史的潮流，认真地总结了先秦时期各国变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法家治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韩非特别重视各国在变法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认真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对掌权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猖狂反扑，商鞅遭到车裂，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韩非认为，不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政权。这个思想，对秦始皇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战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权的争夺上，也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各个政治集团的人物都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儒法斗争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两家的斗争。儒法两家分别代表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韩非就是在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学说，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治路线，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二
在韩非以前，为法家初步建立思想体系的，是荀况。韩非的思想就是在荀况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韩非所处的那个时代，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如果没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就不能战胜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新兴地主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得了政权，也不能巩固。因此，怎样总结和发展前期法家和荀况的思想，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这个担子落在韩非的肩上了。
荀况早期是儒家，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他转变了立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正当儒家妄图用唯心论的“天命”观挽救奴隶制度灭亡的时候，荀况提出了反“天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写了一篇反潮流的著作——《天论》。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自然的变化和社会政治没有关系。这是对儒家“天命”观的致命打击。荀况还进一步指出：天变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怕；人定胜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韩非在荀况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主张，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只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就可以富强起来，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这个主张显然有掩盖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因为地主阶级要富强起来，只能靠剥削和压迫农民。但在当时，这却是对孔孟之流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的有力批判，也是对荀况人定胜天思想的发展。这个观点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法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们主张厚今薄古，主张革新。商鞅在驳斥儒家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时，主张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个方法，只要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就不一定照古代那一套去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还认为，不照老办法办事未必是错的，按照礼制办事也不见得对。（“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这是对儒家“信而好古”、“克己复礼”的批判。荀况针对孟轲“法先王”的倒退思想，提出了“法后王”的前进主张。这些主张是当时变法实践的理论根据。但是，商鞅和荀况宣传这个主张的时候，没有能提出充分的论据来。韩非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说明了历史上人同自然斗争、以及人和人斗争的事实，坚决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历史是前进的，现代比古代进步。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不期修古”，就是不期望学习古代的方法；“不法常可”，就是要打破常规，就是说怎么对新兴地主阶级有利，就怎么办。这就不仅仅是“法后王”了。韩非辛辣地讽刺那些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人都是些“守株待兔”的蠢人。韩非的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反映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敢于打破旧传统、急于变革现实的要求。韩非的思想比前期法家和荀况更进一步，反映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夺取政权、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更加坚决。
韩非还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商鞅在秦变法，使用了革命的暴力，取得了变法的成果。反动儒生赵良大骂商鞅，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看出了儒家这一套的虚伪和反动，坚持了变法，但他没有能够从理论上给儒家以有力的驳斥。荀况针对孟轲的“性善”说，提出了“性恶”的论点。尽管“性善”、“性恶”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利益提出来的论点，对人性都没有作阶级分析，但荀况的这个论点，却动摇了儒家道德观的基础。韩非在荀况的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提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观。韩非把儒家那一套“仁、义、惠、爱”等伦理观念统统都否定了。他说：一讲仁义，一说惠爱，就等于无功的人可以得赏，有罪的人反而逍遥。那么，谁还肯为国家拚死打仗（“当敌断首”）、努力生产（“力田疾作”）呢！韩非认为，奖励什么，惩罚什么，不可照儒家的那一套办，否则就不能推行法治。他举例说，楚国有个青年检举他父亲偷羊，这本来应该得赏，但楚国的官吏反而判他有罪，理由是他不孝。韩非说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检举罪犯了。（“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又举例说，鲁国有个人从军打仗，打三仗当了三次逃兵。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家里有老父，怕战死了没人供养父亲。孔老二听了，认为这人孝顺，推举他做了官。韩非认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英勇杀敌了。（“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仁义道德有什么用呢？有了罪犯，没人检举；来了敌人，没人抵抗。因此，韩非认为仁义道德这一套东西是要不得的。
什么是韩非提倡的道德标准呢？就是努力生产，建立军功。总之，是恃“力”。这当然是露骨的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但在当时对于奴隶主阶级标榜的那一套“德”，却是有力的否定。三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变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更加完备的政治纲领。
第一，韩非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主张（“要”就是大权）。这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个很重要的政治口号。韩非认为，不根除分封制，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就不能打倒，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巩固。
为了充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韩非第一次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韩非认为，要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必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必须用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法令，来保证中央集权，这就是“法”。要做到这一点，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君还必须掌握实行法治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术”。光有“法”和“术”还不够，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君还必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能大权旁落，而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权威，这就是“势”。“法、术、势”结合起来，当然有对付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实行这个主张就能更有效地防止奴隶主贵族混水摸鱼、破坏捣乱，及时地有力地镇压他们的复辟行动。
韩非的这个政治主张，是在总结了前代变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面临的加强专政、防止奴隶主复辟的迫切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是法治体制的新发展，使法治体制更完备、更周密、更有生气。
韩非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制定了一条革新的组织路线。他认为，对那些一不种田，二不当兵，吃饱了饭到处摇唇鼓舌的反动儒生，不能重用。为了避免那些游士说客结党营私，投机取巧，猎取高官厚禄，就一定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的代理人以各种面目混入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对于任用掌握国家大权的文武官员，要慎之又慎。宰相必须从地方官员提升，猛将必须从军队基层选拔。（“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彻底摧毁奴隶主世袭制度，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治机构的一条有效措施。
韩非还反对那种口头说得好听而没有实际能力的人当官。他认为，只要有富国强兵的能力，那怕出身低微，也应该重用；相反，那些不学无术的草包，即使名声再高，说得再漂亮，也不能重用。这条革新的组织路线，是实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的政治路线的具体保证。商鞅变法的时候，从地方政权到基层组织都有新的组织形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用人的路线，在人员安排上更没有从基层一直抓到上层。韩非在这方面的主张胜过商鞅，他特别注重将相的人选，这对于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防止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是很重要的。
第二，韩非发展了法家传统的“耕、战”政策。在他之前，李悝提出了“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吴起强调了“战（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商鞅把“耕、战”并举，而且行之有效。到了韩非的时候，法家的“耕、战”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事实证明，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必须加强“耕、战”，也就是说要富国强兵。
韩非从当时地主阶级的实际需要出发，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强农业生产，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确立下来，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在韩非的著作中，贯穿着强调“农战”的精神。他鲜明地提出“富国以农，距（拒）敌恃卒”的口号，指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才能富强；而国家富强又得靠强大的武装来保卫。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思想，在《五蠹》篇中，公开申明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铲除“奸民”。韩非把那些用“先王之道”骗人的儒生，靠耍嘴皮子吃饭、假公济私的纵横家（即政客），冒犯国家禁令的游侠刺客，不生产、不服兵役的游手好闲之徒，以及投机营利的奸商，斥为“五蠹”。这五种“蛀虫”，都是社会上依附于奴隶主贵族的残渣余孽，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障碍。韩非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关于“耕、战”的主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制定了一项重要的政策。
第三，韩非发挥了商鞅、荀况的见解，主张新兴地主阶级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贵族实行革命的专政。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儒家是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为了颠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鼓吹今不如昔的复古倒退思想，主张恢复殷、周时期的奴隶主专政。韩非接受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新兴地主阶级不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自己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就随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他对于当时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各种思想都进行了批判。在《五蠹》、《显学》等篇中，对于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同时他还提出：用“以法为教”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先王之语”和“书简之文”；用“以吏为师”来代替儒家的“私学”。这实际上是要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和思想、文化，战胜奴隶主贵族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
总之，韩非对于先秦法家的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于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在这样的总结和批判中，形成了一条更加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和路线。如果说，在这以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还比较简单，那么经过韩非的改造和发展，就更加完善、更加精密了。秦始皇基本上按照韩非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在李斯等人的协助下，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
在战国末期，全部摧毁有利于奴隶主阶级复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发展的趋势。韩非的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韩非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在两个阶级复辟与反复辟的搏斗中，韩非比前期法家更清醒地看到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性。这是他能够比前人提出更为完整的法家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韩非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早已形成。法家在同儒家的理论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这是韩非能够比前人提出更加完整的法家思想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韩非的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在当时确实生气勃勃、起了革命的作用，并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精神武器。对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非不可能认识这样一个真理：原始社会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古代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奴隶的不断起义，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封建制度才能代替奴隶制度。在这个条件下，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也起了进步作用。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便提出了在当时是进步的理论。当然，也应该看到，韩非终究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除了有代表进步力量、批判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的一面外，还有轻视和诬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
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认识到：孔老二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反动顽固派的传统观念，历史上一切搞复辟倒退的腐朽势力都尊儒反法，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尊儒反法。为了反修防修，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一些法家的著作，深入和广泛地对儒家的思想开展批判。弄清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夺取批林批孔运动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