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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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李群
《梦溪笔谈》是我国科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的作者沈括（公元1031—1095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在《笔谈》中，作者以很大的篇幅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阔的领域。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一向重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却很少注意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沈括本人的思想政治倾向。沈括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首先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是一个法家。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他一生的科学实践是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笔谈》所达到的成就，是法家路线促进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
公元十世纪，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基本上恢复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是，由于北宋王朝纵容大地主豪绅贵族兼并土地，对契丹、西夏的侵扰妥协退让，缴纳巨额贡物以求苟安，逐渐使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拮据，人民生活痛苦。进入十一世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十分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法家王安石举起变法革新的旗帜，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沈括积极参预了新法的制订，并为坚决推行新法而奔走南北，激流勇进。正象攻击他的人所说那样，“朝廷新政规画巨细，括莫不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后来，保守派把他列入新党“余孽”的黑名单。直到清代，还有人说他“汩新学之余波，甚矣邪说之害，同于洪水猛兽也”。
变法时期，沈括担任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等职，坚决实行变法的一系列政策，同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他曾说：骂募役法不好的，不过是士大夫和城市商人。他们过去免除徭役，过惯好日子，现在他们也要缴纳役钱，怎么会不反对呢？对他们诋毁新法，不屑一顾。（《宋史·沈括传》）可见他的法家立场是很鲜明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不久，沈括也遭贬谪，儒家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字里行间还颂扬王安石新政，对顽固派的昏庸腐败有所揭露，表现出他对新法始终不渝的态度。
沈括正是在推行新法的政治斗争中，展开了自己的科学活动，而他的一系列科学实践又是积极为推行新法服务的。沈括继承了法家重视农耕的思想，主张发展农业。他初任沭阳县主簿时，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筑成百渠九堰，开辟良田七千多顷。王安石参政后，沈括坚决推行“农田水利法”等政策，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保守势力猛烈攻击这些政策为“兴役扰民”。正是在革新和保守的激烈斗争中，沈括在一○七二年主持了整治汴渠的工程；一○七三年又察访浙江，致力于兴修水利，积极钻研水利工程技术。在治理汴河时，他创造了分层筑堰的水准测量方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河段共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的坡降，测得高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达到相当高的精度（《笔谈》第457条）。他在浙江的时候，见到雁荡山诸峰“峭拔崄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他由这联系到黄土高原的“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判断也是同样原因造成的（《笔谈》第433条）。他对水土流失现象的这种观察研究，在科学史上是较早的记载，也是一项可贵的成就。后来他察访河北，看到太行山的地层中有螺蚌、卵石带，推断这一带过去是海滨；并且运用他多年治水过程中对水流冲淤规律的认识，解释华北平原是黄河、滹沱河、漳河等携带上游泥沙淤积而成的（《笔谈》第430条）。早在九百年前，他对华北平原成因的解释已经基本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主张改革军制，加强战备，抵御侵略。沈括坚定地同王安石站在一起，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沈括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出使契丹，挫败了契丹侵扰宋朝边防要地的凶焰。他也曾率师出征，大破西夏军七万之众的侵袭。在《笔谈》中，还自豪地回忆当时“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的激动场面（《笔谈》第90条）。
一○七四年，沈括由王安石推荐，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这期间，沈括研究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战术，写下了新党的重要军事著作《修城法式条约》二卷，部分内容还反映在《梦溪笔谈》里。军器监经沈括的刻苦经营，在很短时期内，武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显著提高。在《笔谈》中记录的许多科技成就，正是作者在制备武器的过程中收集、研究而取得的。沈括亲自访问冶锻作坊，详细记载了当时劳动人民冶炼钢铁的方法。为了制造“柔薄而韧”、“强弩射之不能人”的铁甲，他还特别研究了熟铁和钢、冷锻和热锻的区别（《笔谈》第56、333条）。他解释牛皮制的箭套有特殊的声学效应：“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这也是战场上的经验总结（《笔谈》第322条）。沈括对数学也很有研究，能够根据实际需要提出新的数学命题和计算方法。他从研究作战时的粮草供应和用兵进退的关系，提出了运筹学的思想（《笔谈》第205条）。
地图是沈括执行耕战政策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他在胜利出使契丹的归途中，悉心收集有关的山川道路和风俗人情等资料，著成《使契丹图钞》一书，并制成木质模型图。这种立体地理模型，因为适于军用，被推广到沿边各州。后来，他还花费了十二年的心血，编制了一套国家地图集，名叫《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最大的一幅总图高一丈二尺，宽一丈。这套地图在比例尺、方位和精度方面，比前人有显著进步，把我国的地图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笔谈》所达到的科学成就，是和沈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宋朝儒家学派认为理在心中，理在事先，主张学者不必远求，只要冥思苦想，就可以知道“天理”，而亲身参加生产实践的劳动群众都是“小人”，是不能知“天理”的。这是一条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显然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法家则不然，象沈括就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笔谈》第134条），法即事物变化的法则。这种看法推动人们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沈括肯定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作用，明确指出：
“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长兴集·上欧阳参政书》）
这种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促使他注意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在《笔谈》中，详细记载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治理黄河的工人高超关于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匠师喻皓的《木经》及其建筑成就，以及许多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宝贵经验。这些平凡人的卓越成就，是那些儒生们瞧不起的，在所谓“正史”中是找不到的。象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只是在《笔谈》里有详实明确的记载，是关于这一发明的唯一珍贵史料（《笔谈》第307条）。
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促使沈括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例如在《笔谈》中有大量关于医药的论述，并订正了许多药物的名称和药效，这是和沈括虚心地向各种人作调查分不开的。他每到一地，无论是医师、市民、劳动群众、士大夫以至“山林隐者”，“莫不询究”，“无不求访”。他从民间收集的许多验方，要经过临床试验，“必目睹其验，始著其篇”。他还仔细研究了民间制造和装置指南针的多种方法，并通过大量观察，明确指出磁偏角的存在（《笔谈》第437条）。他主管司天监时，极力主张以实际观测为根据修编历书。为了弄清极星的位置，他亲自制造和改进了观象仪器，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观测，绘图二百多张，终于得出当时的极星与北极偏离三度多的结论（《笔谈》第127条）。
沈括根据自己的科学实践，指出“大凡物理有常有变”（《笔谈》第134条），所谓“有常”，就是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所以“有变”，是因为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他指出“天变”不值得大惊小怪，从自然科学上论证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的正确思想。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导致沈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问题，反映在他的许多科学见解上，有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思想。例如他在陕北延州看到地下有类似竹笋的化石，而这类植物是当地所没有的。他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旷古以前这里“地卑气湿，适于竹林生长”（《笔谈》第373条）。这就是说，他已想到气候是不断变化的。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见解，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笔谈》中多次提出不能“胶于定法”，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古法采药多在二月、八月，他认为并不完全妥当，有利有弊。正确的做法应该根据取根、取叶、取芽、取花、取实的不同要求选定采药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植物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不能死板地限定在一、两个月（《笔谈》第485条）。
沈括一生的科学活动，充满了法家的战斗精神。列宁曾经说：“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4页）沈括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主张，一直同保守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厚今薄古，敢于对古人、“圣人”、“经典”、“权威”持批判的态度，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对当时一般人奉为经典的《神农本草》，沈括也敢于说它“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并根据实践经验对其中的谬误作了纠正（《笔谈》第314条）。当时的司天监，由于被一批儒生把持，迂腐不堪，沈括痛斥这些人“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他一上任，就果断地撤了六名庸碌无能的历官，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他认为古代的历法由于古人观察不周详，需要后人不断改进，并起用了平民出身的历算家卫朴主持修历。这些革新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借故攻击、排挤卫朴，企图全盘否定历法改革。沈括不但在当时，而且直到晚年一直为卫朴和他的新历辩护（《笔谈》第148、149条）。他还主张彻底改革历法，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间。这种历法有利于农业生产。沈括明知他这种主张会遭到保守派的“怪怒攻骂”，但他坚信“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笔谈》第545条）。
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对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应该持分析的态度。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沈括作为一个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家，他的斗争不可能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限于改良的性质。作为一个十一世纪的科学家，沈括在思想上也没有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在《笔谈》里也掺杂着一些封建性的、神秘主义的糟粕。
通过对《梦溪笔谈》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法家路线对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儒家路线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林彪之流同历史上的顽固派一样，尊儒反法，搞复辟，搞倒退。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发展科学的最大祸害。科学部门的领导人员、科学工作人员、科学史研究人员，都应该更加关心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为此而研究历史上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信心百倍地把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