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勃勃的战斗——谈荀况《天论篇》对孔孟天命论的批判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生气勃勃的战斗
——谈荀况《天论篇》对孔孟天命论的批判
解放军某部王书美　朱耐畴　彭子才
唯心论的天命论，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它把人间的力量采取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虚构一个宇宙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天，并把奴隶主的统治假托为天命，妄想永远使奴隶和平民服服帖帖地当牛做马。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活动加剧，奴隶制社会逐渐瓦解，天命论随之发生动摇。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先是孔老二，后是孟轲，他们死抱住天命论不放，修修补补，把它作为“克己复礼”的反动理论支柱。荀况的《天论篇》，就是一篇讨伐孔孟天命论的战斗檄文。
《天论篇》指出：所谓天，即是众星的相随转动，日月的轮流照耀，四季的交替转换，阴阳的化育万物，风雨的普遍行施等自然现象，它有自己运行的常规，并不因为人的善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和孔孟鼓吹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根本对立的，完全戳穿了儒家用“天意”来论证奴隶制“合理”的谎言。
为了宣扬奴隶主阶级统治神圣不可侵犯，孔孟制造了“君权（即政权）天授”的谬论，大吹大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滥调。孟轲说得更露骨：“天与贤则贤，天与子则子”（禅让，世袭，都是天定的）；并且吓唬人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显然，孔孟是企图树立一种观念，要人相信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是天赐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夺权是“逆天”的，不可能成功。
荀况痛斥孔孟的这种“天人相与”，即“天人合一”的谬论。他说：日月星辰的运动，春夏秋冬的转换，“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反之，“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这就是说，世间一切贫富吉凶，并不是出自天意。所以，他大声疾呼“明于天人之分”，把天与人，自然界与社会分别开来。他的意思是，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并不是“受命于天”的，因而是可以推翻的。这反映了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藐视，对自己事业和力量的自信。
《天论篇》针对孔孟“畏天命”的观念，指出天变并不可怕。自然界发生的日蚀、月蚀、星坠、木鸣等现象，各个时期都发生过，不必惊慌害怕。即使对这些自然现象不能作出解释，也应该是“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况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这些变化；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天的变化和社会的治与乱是没有关系的，是不必怕的。他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非天”、“非地”、“非时”，而在于人，所以，“人祆（妖）则可畏也”。《天论篇》的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荀况在《天论篇》中还批判了孔孟的“慕天”思想，提出了“戡天”思想。他说，人们不应当“慕其在天者”（相信天），而应当“敬其在己者”（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即征服大自然。这是荀况用人定胜天的思想对孔孟“畏天命”思想的批判。孔老二鼓吹什么“巍巍乎！唯天为大”；孟轲宣扬什么“畏天者保其国”。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人们听天由命，驯服地听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就为当时动员人们起来同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荀况在《天论篇》中提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生产力的新发展，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秩序的强烈愿望，是生气勃勃的。当然，荀况对儒家的斗争不可能是彻底的。他提出百王一贯之道（“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的说法，是把发展的事物看成僵化的了；他虽然揭露了奴隶主阶级利用卜筮一类迷信活动，却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认为它可以文饰政事，欺骗人民；他承认天的现象可知，却又说“不求知天”，认为统治者对自然界的探求是不必要的。这些都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的。
从两千多年前荀况批判孔孟天命论的斗争，联系到林彪贩卖孔孟的天命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们清楚地看到，凡是反动没落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复辟旧的制度，总要尊儒反法，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要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好反修防修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