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旧地基掘得愈深　旧制度复辟就愈难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把旧地基掘得愈深　旧制度复辟就愈难
任文
秦孝公死后，秦国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趁机反扑，用酷刑杀害了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商鞅。然而，商鞅的法家路线并没有被消灭，秦国变法的事业也没有终止，到秦始皇的时候终于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商鞅身死而“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我们对商鞅变法这段历史，要从当时的经济基础出发来进行分析。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风起云涌，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土地所有制急遽变化。殷周时，土地全为王室所有，分封给各级大小奴隶主，强迫奴隶耕种。到春秋中期以后，许许多多的奴隶从斗争中摆脱了奴隶主的桎梏，“卖庸而播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新兴的地主阶级雇用这些劳动力，大量开垦私田，出租耕种，出现了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出现了地主、佃农和自由民转化来的自耕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逐步为封建的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日趋崩溃。
奴隶制经济基础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抬头，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典章制度——“周礼”，不能适应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不能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阻碍社会的发展。“礼坏乐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哲学的贫困》）“法治”，是适应新的封建经济基础而产生和发展的。“法治”取代“礼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秦惠王当政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杀害了商鞅，妄图毁灭法家的路线和事业。但是，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曲折。商鞅虽然身死，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却日益壮大，秦国仍旧沿着法家的路线前进。秦昭王从实践中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起用法家范雎〔ju音居〕、蔡泽等人，把一小撮顽固的旧贵族驱逐到关外，继续推行“法治”。到秦始皇执政，“续六世之余烈”，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变法事业，执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法家路线，统一了中国。
商鞅的法家路线和事业，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秦法未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商鞅变法，有力地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商鞅给了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以有力的批判。在变法前夕，商鞅就和旧贵族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开展了一场大论战，驳斥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战斗口号（《商君书·更法》），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为法家路线作了理论上的阐明。他还广为宣传，“知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使变法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他焚烧了殷周的典籍，有力地制止了奴隶制社会旧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这些措施，在秦国造成了反对复古倒退的舆论。
在经济领域里，商鞅坚决执行废井田，“开阡陌封疆”的政策，重视农业，解放奴隶，奖励垦荒，彻底铲除井田制的残余经界。这就基本上结束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壮大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使秦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在政治上，商鞅对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沉重打击，削弱了复辟的旧势力，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商鞅还“聚小乡邑为县”（《史记·商君列传》），推行县制，取缔私家武装，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权力。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坚决镇压了那些破坏变法的奴隶主贵族，还把一些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
商鞅变法收到实效，取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变法改变了秦国的落后面貌，使“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秦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乡邑大治”，“富国强兵”。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民众支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复辟的巨大力量。
“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土地纲领》）商鞅在变法的实践中，采取果敢、有力的措施，深挖了奴隶制的地基。这是“秦法未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鞅身死法未败，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更加坚信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