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家乡带来巨大变化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文化大革命给家乡带来巨大变化
解放军某部战士　郭灵生　（达斡尔族）
叛徒、卖国贼林彪扯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事实最能说明问题。林彪一伙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无耻污蔑，只能证明他们是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我的家乡莫力达瓦旗，地处祖国的北部边疆，座落在大兴安岭地区的诺敏河衅。解放前，我们达斡尔族人民身受白音（地主和牧主）、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过着“一顶帐篷一把鞭，草根当食粮，树叶做衣裳”的悲惨生活，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牛马罪。当时，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诺敏河哟苦难多，有女莫嫁诺敏河，树根草叶吃个光，包谷壳壳当窝窝（房屋）”。当俄国老沙皇的魔爪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伸进我国的东北时，我们达斡尔人民更是生活在一座人间地狱里。听我阿查（爸爸）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时期，不允许我们达斡尔族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孩子上学不能学本民族的语言，不得有五个人以上同行，否则就以“反叛”论处。抓壮丁，更是我们达斡尔人的一大灾难。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阿查为了逃避抓壮丁，被迫跑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当了一年多的野人，吃的是野果子，睡的是“水帘洞”。这些阶级苦，民族恨，就是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愤怒控诉。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我们达斡尔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跳出了火坑。旧社会的奴隶翻身做了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生活越过越幸福。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啊！可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莫力达瓦旗也曾刮起一股单干的妖风，一小撮坏家伙公开把集体的奶牛分到各家去饲养，胡说什么这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股妖风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刮起来的。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刘少奇的复辟阴谋破了产，我们达斡尔族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时，我是中学生，参加了红卫兵，和全旗的工人、贫下中牧民一道，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我还从一个被管制的白音家里搜出了手枪和变天账。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锻炼和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激发了广大贫下中牧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经过文化大革命，昔日的穷山窝大变样了。过去，我们那里以林牧为主，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贫下中牧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使我们家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全大队就开荒造田七百五十多亩。过去，我们那里经常受诺敏河水泛滥的危害。一九七一年，修起了高十九米多，宽四米多的拦河大坝，各生产队都打了电机井，土地旱涝保收，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去年粮食亩产达九百斤左右，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多。除自给自足外，还向国家交售十几万斤。大队使用了拖拉机、碾米机和饲料加工等机械。牧业生产也有较大发展。集体生产发展了，社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队上的贫下中牧民，不少人家都有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我家八口人，大哥在旗里当干部，二姐当工人，三哥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前，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真是大兴安岭的山峰高，没有共产党的恩情高；诺敏河水长，没有毛主席的恩情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也完全证明了这场革命好得很。文化大革命以来，公社流动电影队巡回放映，大队业余宣传队演唱革命样板戏。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培训了自己的赤脚医生。村子里创建了一所小学，适龄儿童都能入学读书。
比一比，看一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处说不完。我家和我们家乡的这些变化就是全国大好形势的一个缩影。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英明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革命人民来说是大好事，对于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则是一场大灾难，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文化大革命恶毒地进行攻击和诽谤，是并不奇怪的。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完全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