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蠹》看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五蠹》看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北京二七通信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工农兵学员
韩非生活在战国后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打击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家理论，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了理论基础。
在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中，《五蠹》是一篇代表作。在这篇论文里，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总结了秦国和韩、魏、赵等国变法的经验，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并痛斥了奴隶主阶级妄图复辟的反动思想，主张扫除那些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害人虫。韩非以辛辣锋利的语言，把当时的“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往来各国游说的政客）、“带剑者”（指侠客）、“患御者”（指在权贵者门下逃避耕战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工商奴隶主），称为“五蠹”，视为危害国家的蛀虫。韩非认为，如果不除掉这些蛀虫，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就有被颠覆的危险，社会就不能向前发展。
批判儒家的复古主义
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用大量篇幅对儒家进行了批判。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在许多国家虽然已经相继建立，但反动阶级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些反动的儒生，正象韩非在文章中所揭露的那样：称赞“先王”的旧道理，用“仁义”的说教惑乱当时的法制，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韩非严厉斥责“儒以文乱法”，这就是指出反动的儒家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敌人。
“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法先王”还是“法后王”，主张倒退还是坚持前进，鲜明地表现了儒法两家不同的阶级立场。儒家站在行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颂古非今，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孔老二看来，尧舜的时候，乃是“大同”时代；夏、商、周的时候，则是“小康”时代；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打破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的时候，却是“天下无道”的时代。儒家还主张“祖述（继承）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周文王、周武王）”，要求人们完全按照古人的规矩行事。他们的复古主义的历史观，是为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制造理论根据的。
韩非深刻地批判了儒家复古主义的复辟邪说。他厚今薄古，肯定“今胜于昔”。他用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社会在不断变化，历史在向前发展。他发挥了商鞅把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的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中心任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从而批判了儒家散布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他指出当时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实行耕战，用暴力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力争实现全国的统一，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任务，也就是确认由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是一大进步。韩非并由此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理论，进而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是说，无须遵行古法，不要墨守成规，时代不同了，情况也不一样，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也应该有所不同。这就有力地批驳了孔老二“信而好古”，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谬论。韩非极端蔑视“法先王”的主张，用“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无情地嘲笑那些复古倒退的儒生。
孔孟之徒歪曲历史，把尧舜让天下的传说吹得天花乱坠，其目的是为开历史倒车制造反动舆论。韩非认为，古代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生活差异很大，古代尧舜让位并不能说明他们道德高尚，并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他用这样的观点戳穿了儒家歌颂先王的神话和“法先王”的主张的无稽之谈。韩非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商鞅、荀况等法家前辈的思想，而且反对守旧复古的理论较为彻底。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期待着出现一个“超五帝、侔三王”，能全面执行法家路线，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新圣”。他把希望寄托在“新圣”身上，为“新圣”制定了思想政治路线，号召人们拥护“新圣”，贯彻执行“新圣”之法，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韩非认定历史不会倒退，复古是不可能的。他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也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理论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
批判儒家的“礼治”思想
是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来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还是按照儒家的“礼治”思想，恢复奴隶主阶级专政，这是当时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韩非从他的历史进化观出发，在政治上主张“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在《五蠹》篇中，他提出了“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宣传了“法治”的优越性和必要性，揭露了儒家所称赞的奴隶主贵族的“礼治”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韩非认为，儒家美化上古，侈谈仁义，根本不能用来治国。在《五蠹》篇中，他通过两件事情揭露了“礼治”的腐败。楚国有个人，见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就去官府告发。做官的说：“把他杀了！”理由是，这个人来告发他的父亲，虽然对君主来说，是正直无私的，但对他的父亲来说，却太忤逆不孝了，所以判了他死罪。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出去打仗，三次战斗三次败退。孔丘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丘认为此人是孝子，就推举他做了官。这样一来，楚国人的犯罪行为就没有人再向官府告发了，鲁国人作战便轻易地投降或逃跑。韩非指出，用“仁义”“孝悌”那套陈腐的说教，只能瓦解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韩非通过对当时各国的考察，从新兴势力与复辟势力的长期反复斗争中，看到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种种复辟活动，严重地威胁着新建的地主阶级政权。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法治”，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制定法令政策，运用暴力，才能镇压一切反动势力的复辟活动，为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开辟道路。韩非提出“峻其法，而严其刑”，要求君主立法严峻，行刑严厉，用以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当然，韩非的峻法、严刑，也包括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韩非还主张
“赏莫如厚而信”，就是对做出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事情的人，该奖赏的一定奖赏，要守信用，以鼓励臣下为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尽力。
奖励耕战，铲除“蠹虫”
韩非根据“当今争于气力”的形势，认为“富国以农，拒敌恃卒”，提出鼓励“耕战”的政策。这是他的“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只有通过“法治”，鼓励农业生产，加强战备，才能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在《五蠹》篇中，批评当时一些国家的情况是，“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言战者多，被甲者少”，只尚空谈，而不去从事耕战。他说这必然会造成国贫兵弱。要扭转这种局面，达到国富民强，必须改变“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现象，要求“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要以战功和耕作的成果作为封爵授禄的标准。这样做，就鼓励了“耕战”，从而也就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打击了以儒家为首的那些祸国殃民的“蠹虫”。
鉴于儒家学说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危害，韩非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在《五蠹》篇中，他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他认为儒家那些记载“文武之道”和“先王之语”的书简典册，是奴隶主贵族对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反动思想武器，必须坚决取缔。对那些以“私学”为名，实际散布复辟舆论的儒家阴谋集团，韩非主张“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党”（《诡使》）。他还注意到，混进地主阶级国家机构内部的孔孟之徒，对推行法家路线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要求改变“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的状况。韩非把儒法两家看成是“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要求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必轨于法”。这对于打击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树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是很必要的。
韩非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为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韩非的《五蠹》等篇文章传到秦国后，秦始皇大为赞赏，他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后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践了韩非的法家理论，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的思想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开始取得统治权力的时候的要求，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这是韩非对历史的贡献。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出于反对进步、反对变革的需要，一再恶毒咒骂秦始皇，极力攻击韩非和其他法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息息相通，竭力诽谤秦始皇“焚书坑儒”，诬蔑法家是“罚家”。他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反动思想武器，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和孔孟一样，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干的都是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妄想阻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然而都不过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