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践　积累经验——故事影片《侦察兵》观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努力实践　积累经验
——故事影片《侦察兵》观后
方进
故事影片《侦察兵》上映以来，引起观众的热烈评论。广大工农兵观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恰当地肯定了这部影片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又尖锐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在创作中存在着的严重缺点。这说明随着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必将更加活跃起来，同时也说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更大繁荣，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侦察兵》是一部以人民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故事影片。它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侦察兵深入敌人心脏地区，“虎口拔牙”，侦察敌情的战斗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民团结战斗，制服敌人的英勇斗争。影片试图通过侦察兵在敌后化装侦察这一特殊的斗争，来塑造侦察参谋郭锐的英雄形象，歌颂人民解放军战士机智勇敢的革命斗争精神。在运用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方面，《侦察兵》也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革命样板戏影片的拍摄成功，对于如何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的规律，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如何进一步提高故事影片的创作质量，还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更好地向革命样板戏经验学习的过程中，努力实践，积累经验。
《侦察兵》在影片的导演和摄影方面，尽量减少人物的对话，镜头运用和画面处理比较灵活，较好地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特长。特别是用近景和特写镜头，通过英雄人物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揭示其思想感情，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在“路遇”一场，我侦察兵从还乡团手里解救了村干部秀英和李祥。此时言语不多，但郭锐对这两位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钦佩，对亲人脱险的欣喜，以及秀英见到解放军时热泪夺眶而出的激动心情，都在特写镜头中得到了比较细致、动人的刻画。又如郭锐到敌团长家时那种置顽敌于股掌之上的斗争气势，通过郭锐威严的目光和敌团长颤抖的手这两个特写镜头的对比，就表现得鲜明、强烈，让观众从视觉形象看到郭锐在精神力量上如何压倒了敌人，迫使敌人说出防务会议的情况。
《侦察兵》在拍摄方面虽然表现了上述的一些特色，但是，由于创作者对所要表现的生活和人物还不够熟悉，不够了解，就给影片带来一个重大的缺陷，即脱离生活，片面追求情节的惊险和紧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影响了这部影片的思想性。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电影、戏剧中的情节，是英雄人物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克敌制胜的过程，它必须源于生活，又是对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高度集中和概括。革命的文艺创作，处理情节与人物的关系，一定要让人物去驾驭情节，使情节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服务，决不能让英雄人物去迁就情节。《侦察兵》在设置情节的时候，就有些脱离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根本任务的需要，脱离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逻辑，片面追求情节的惊险，因而显得虚假，缺乏思想上艺术上的说服力。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这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关头。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侦察兵》在情节结构中，就未能把我军的节节胜利同敌人的拚命挣扎这两方面很好统一起来，使人感到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同时也要表现我军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胜利成果的得来不易。如果把革命斗争描写成竟是那样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势必不能使矛盾冲突深入开展和激化，不能很好反映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实际上还是“无冲突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如郭锐仅凭一辆吉普车，一身敌军官服装，便能在敌炮团阵地通行无阻；几句寒暄，就使敌团长以“老同学”相待，甚至把绝密的火力配系图交给了这样一个刚刚见面的陌生人。在敌团长明知已经中计之后，仍然毫无防范，当郭锐为了取得敌人防务会议的重要情报，又来登门“拜访”时，在敌团长家竟连一个勤务兵都没有。又如在敌人已知我侦察部队进城，正增哨加岗，严加戒备的时候，郭锐在南关“设卡”捕俘，为什么还能如此轻易成功？这些，都不能使观众信服，说明其生活根据是不够充分的。此类情节，往往乍看之时颇觉紧张，但却经不起推敲，随后一想，就感到不大可信，结果，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适得其反。从表现手法来看，由于脱离生活，这类情节又和别的一些作品雷同，使人有似曾相识的印象。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群众革命斗争中的先进典型，又是群众革命斗争中的一员。《侦察兵》在塑造郭锐这一主要英雄人物时，由于对人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的重大作用缺乏有力的刻画，就过分夸大了郭锐在侦察活动中的个人作用。影片虽然通过秀英等人的形象，多少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一些支持配合，也写到了群众讨论战斗方案的场面；但实际上群众在整个侦察活动中，并没有起多少重要作用。南关“设卡”，活捉敌作战处长这个重要的决策，战士和民兵只是一般提到要抓一个知道内情的敌军官这一想法，而一整套行动计划，却是郭锐一个人在小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郭锐形象之所以显得单薄，还由于影片在艺术处理上没有很好学习革命样板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经验，处理好突出与陪衬的辩证关系。影片中的其他正面人物，特别是孙秀英这样一个重要的正面人物，由于缺乏有力的斗争行动，性格不鲜明，对郭锐就未能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刻画，又存在着脸谱化的缺点，都显得过于愚蠢，不堪一击，而对敌人阴险凶狠的一面就暴露得不够深刻。敌师长的形象一般化，副师长完全是个多余的人物。这些，不但把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简单化了，而且不能有力地反衬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
《侦察兵》在导演、摄影方面的一些长处，终究不能弥补它在文学剧本方面的短处。这又一次说明，剧本，剧本，是一剧之本，是影片拍摄的基础。所以，进一步提高电影文学剧本的政治质量和艺术质量，是发展故事影片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而提高剧本创作水平的关键，又在于抓好创作思想，认真向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学习。这部影片的创作提醒我们，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源于生活，才能高于生活。如果缺乏生活，或者生活基础不厚实，是不会写出好剧本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广大的革命电影工作者，一定要更好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熟悉生活，熟悉工农兵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主义银幕上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