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不足”的战斗精神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王安石“三不足”的战斗精神
上海吴泾热电厂工人　郭企元
公元一○六九年，王安石开始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他任职期间，实行了变法。变法的中心是抑制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垄断和兼并。这一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对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围攻，政治上打击，而且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司马光极力叫喊“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等等。王安石痛斥司马光的无耻谰言，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
“祖宗之法”到底可变还是不可变？这个斗争，实质上是关于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社会需要不需要改革的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继承孔老二“对王公大人要畏敬”的儒家传统，拚命鼓吹所谓“日月”、“天地”、“万物”、“性情”都是不能改变的陈词滥调，宣扬效法祖宗旧法，反对社会改革。王安石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尚变世，天道也”。他猛力抨击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复古主义，指责他们把“太古之道”作为万世不可改变的原则，不是愚蠢就是借以骗人。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动不停的，变化运动的原因就是在于“五行”（水、火、木、金、土）对立矛盾所引起的结果。新生的东西代替陈旧的东西，这是自然（天）和人类社会（人）的共同的变化趋势。王安石这种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有力地粉碎了顽固派的“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谬论，成为他坚持“后世不复古”，坚持推行改革路线的思想武器。他提出了“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的主张，从政治、经济、军事、学校教育等方面有力地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特权。
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必然在哲学战线上反映出来。天象的变异到底值不值得害怕呢？司马光为了不让革新派起来变法，搬出孔老二的“天命论”，竭力宣扬“天”能赏善罚恶，妄想用来吓唬人们，阻挠变法。王安石则提出“天变不足畏”，否定儒家的“天命论”。孔老二说国家社会的治乱，是由“天命”决定的。王安石驳斥道：如果说国家社会的治乱，都由“天命”决定了，那么要世界上的人来干什么呢？王安石认为自然界出现的所谓“灾异”现象，都是自然界本身运动变化的结果，既不是“天”的主宰，也不是人们得罪了“天”的缘故。宋神宗时，经常出现灾异，顽固派就趁机借此攻击王安石。有个叫郑侠的顽固分子甚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王安石反驳说，水灾旱灾一向就有，禹、汤时代也免不了，只有改革人事，才能应付天灾。又有一次，天上出现扫帚星，封建官僚们吓坏了。司马光等人大肆攻击变法，说什么这是变法招来的灾难。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当时也很紧张。王安石驳斥了儒家的“天人感应”的谬论，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说明自然界发生的现象与人事不相关。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思想，为自己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改革，必然要遇到各种阻力和反对。司马光等人为了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又接过孔老二“畏圣人之言”的衣钵，企图以此来对抗变法。面对顽固派气势汹汹的围攻，王安石响亮地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他不但废除了由历代儒生改装过的儒家著作，而且还根据斗争的需要，以自己的观点解释了儒家的《诗》、《书》、《周礼》，写成《三经新义》一书，并颁令把它作为学校的必读教材，借此来统一思想，为改革开辟道路。同时，他还在回答司马光的信中公开声明，为了坚持变法，“我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敌人有多少”，并坚决表示，决不象一些士大夫那样，明哲保身，不顾国家大事，与大官僚大地主集团同流合污。这反映了王安石尊法反孔的战斗精神。
王安石不信天命、不循祖宗旧法、不怕谗言诽谤的战斗精神，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他的地主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当时地主阶级已经走下坡路，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也不可能把对顽固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才真正具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夺取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