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对“天命论”的抨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封建论》对“天命论”的抨击
拂声
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写的《封建论》，是一篇抨击儒家的“天命论”的战斗檄文。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的进步势力一边，冲破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分析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历史必然性，歌颂了秦始皇和法家坚持社会革新的进步路线，驳斥了复古倒退势力鼓噪分封制的理论根据——“天命论”。
柳宗元所处的唐代中期，朝廷在豪门贵族、大官僚和宦官的把持下，政治日益腐败。拥有大量军队的藩镇，在“安史之乱”后，加紧割据分裂活动，常常发动叛乱，极力要推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企图恢复地方割据的世袭领地，把社会拉向后退。伴随这股分裂、倒退的逆流，地方割据势力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又重弹儒家的“天命论”的老调，叫嚷古代“圣人”制定的制度，是出于“天”的意志，理所当然地要垂之万世。他们以此来论证分裂割据有理，咒骂秦始皇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荡灭先王之制”，是违反“天意”。
针对这种“天命论”的说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明确地提出了“势”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遍地是野草树木，到处是成群奔走的野兽，人的爪牙没有禽兽那样厉害，难以养活和保卫自己，就要利用身外之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大家都要利用外物，必然发生相争，争个不停就要寻找那些能评判是非的人来主持公道。于是，逐步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和“天子”。这些评判是非的人死后，凡是对人民有恩德的，他们的后代也一定要被尊奉为首领，这样便形成了世袭相承的分封制。由此分析，柳宗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分封制“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分封制不是某些个人的意志，而是时势所造成的，“天子”只是顺应了这个时势的需要而行分封制罢了。柳宗元以“势”的概念，论证了殷周实行分封制的原因。然后，又以“势”的概念分析了秦、汉、唐实行郡县制的必然性。应当指出，由于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柳宗元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国家的起源，揭示分封制的产生以及郡县制必然要代替分封制的原因。但是他把“势”看作产生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源，作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的论断，用来对抗和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却给了分封制鼓吹者以致命的一击。
在柳宗元《封建论》问世前一千多年，没落奴隶制度的卫道士孔老二就抛出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到处宣扬“周礼”是天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人们反对这一套制度，就是“获罪于天”。他企图借“天命”来挽救土崩瓦解的奴隶主世袭制度。历代妄图恢复分封制的反动势力，都以此为理论根据。秦王朝末年，赵高篡权，推行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主张恢复分封制，就是这样。到汉代，董仲舒更是露骨地叫嚣“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春秋繁露·郊祭》），为他复辟分封世袭制度炮制理论根据。柳宗元站在反对复古、主张进取的进步立场上，在《封建论》中直接把“势”和“圣人意”对立起来，就有力地打击了分封制鼓吹者抬出的“上帝”偶像。
柳宗元对“天命论”的抨击，还表现在他继承了法家“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都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大胆怀疑：“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矛头直指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的鼓吹者，无一不是竭力鼓吹奴隶主贵族的头子和他们的子孙是天生的“智者”，因而应该“封侯”、“尊显”。柳宗元敢于蔑视“为上”的“圣人”，说他们不一定有知识才能，在认识论上反对“上智”、“下愚”不移，这是对“天命论”的沉重打击。
唐代中期，宣扬“天命论”和反对“天命论”的斗争，是围绕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问题展开的。郡县制是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根本措施。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因此，行分封还是行郡县的斗争的实质，是倒退和进步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也重新抬出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炮制了他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然而，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历史发展的事实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