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单远慕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写给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的一封复信。这封信简短有力，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和战斗精神。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北宋时期，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儒法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两条路线斗争。
到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在走下坡路。在封建皇权的庇护下，一小撮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全国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与此同时，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者不断侵扰，造成对北宋政权的严重威胁。在内外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的危机局面，加强对辽和西夏的抵抗力量，王安石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于熙宁二年
（公元一○六九年）实行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是在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势力，有助于社会发展，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新法实施以后，国家财政由亏损转为盈余，抵抗辽和西夏的实力有所增强，农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但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矛头主要指向大官僚、大地主阶层，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就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代表。司马光顽固地站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狂热地宣扬孔孟之道，反对任何进步和革新。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初，司马光就竭力阻拦。后来，他在为皇帝起草给王安石的奏章的“批答”时，又诬蔑青苗法的推行带来“黎民骚动”。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很大，不为他们的诬蔑所动摇。于是，司马光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在熙宁三年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攻击王安石“弃先圣之道”，“尽变更祖宗旧法”，以致弄得
“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妄图强迫王安石放弃革新路线，“改过从善”，向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投降。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有力地批判了司马光的种种谬论，终于使顽固派在皇帝的都城无法存身，司马光自己也被赶出开封，滚到洛阳。
鲁迅指出：历史上的反动派“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司马光信中在攻击王安石变法时，就曾经“公正而且堂皇”地给王安石提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条罪状。就是说，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总机关，议行新法，是侵夺了其他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伤民；设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其实，只要剖析一下就会看出，司马光提出的四条，贯穿一条黑线，即完全是为了维护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说的“侵官”，就是侵犯了以他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生事”，就是不守孔孟之道的老规矩，在旧制度之外，又新搞一套，弄得大官僚、大地主不能安稳过日子；与民争利的“民”，不过是大官僚、大地主的代名词；“拒谏”，就是不接受他们这批顽固派希望停止变法的要求。由此可见，被司马光攻击为“罪状”的地方，正是王安石变法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王安石完全看清了司马光的罪恶用心，他回击说：“奉皇帝的命令，制定法令制度，经过朝廷修改批准，交给有关部门的官员去实行，不能说是侵犯其他官吏的职权；按照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举办好事，废除坏事，不能算是生事；为国家整理财政，增加收入，不能说是与民争利；批判错误言论，打击反对变法的人，不能算是拒绝接受意见。”辞严义正，驳得司马光理屈词穷。
同样一件事，为什么看法如此不同？王安石在当时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在复信的一开头就指出：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的原因，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是由于各人所执行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一样。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顾虑。而司马光却散布“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祖宗旧法，不可变”和“不可专罪天下之人”的谰言。王安石把死守孔孟之道的“俗儒”讥笑为“庸人”，而司马光却开口闭口孔孟之道。在一次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一口气用了七个“孔子曰”，并多次引用《诗经》、《尚书》和孟轲的话。这样，一个崇奉法家，一个相信儒教；一个要革新、前进，一个要守旧、倒退。路线不同，当然就说不到一处去了。
王安石在给司马光的复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至于怨恨诽谤我的人那么多，我早就预料到了。因为，孔孟之徒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士大夫们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俗儒，取媚于他们，自以为得意。现在，皇上想要改变这种风气，而我不顾旧势力的大小，想要尽力帮助皇上对抗这帮子人，他们怎能不气势汹汹地大吵大闹呢！商朝的盘庚迁都于殷，一大帮子人都反对，但盘庚并不因为有些人怨恨就改变迁都的计划。这是因为他考虑到这样做合理才这样干，认定是对的，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悔改的缘故。”这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司马光一伙因循守旧，反对变革，专唱“老调子”的丑恶嘴脸，并表现了王安石在逆风恶浪中坚持正确路线的战斗精神。
最后，王安石表示：如果你司马光责备我变法没有能取得很大成绩，那我可以接受；但如果说，今天应该什么事情都不干，只要墨守陈规旧法就可以，那我就不敢领教了。这就粉碎了司马光妄图说服王安石放弃新法，使天下“皆复其旧”的痴心妄想，进一步表明了王安石坚持变法，坚持进步，准备跟顽固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期儒法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几百年来，对待王安石变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切主张进步、革新的人，都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态度，而一切顽固守旧的孔孟之徒都咒骂王安石。南宋大地主阶级的鹰犬邵伯温为了攻击王安石，甚至冒名苏洵作了一篇《辨奸论》，诬蔑王安石脸脏了不洗，衣脏了不换，作事不近人情，是一个阴险狠毒、大奸大恶的人。这充分反映了儒家守旧顽固派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反动本质。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也跟在历史上一切尊孔顽固派后边，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无耻吹捧《辨奸论》，并把它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反动思想武器。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林彪一伙还学着司马光的腔调，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排斥和打击”干部；胡说我党随意“制造矛盾”；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国富’民穷”；造谣说我们在党和国家内部实行“封建专制独裁”。这几条，跟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是多么类似！这就充分暴露出林彪一伙跟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顽固派一脉相承，代表当今最反动、最腐朽的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社会基础是十分狭窄的。这个变法，只不过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并不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但尽管如此，它还是遭到顽固派的拚命反抗和猖狂反扑。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跟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和王安石变法有本质不同，也是以往历史上一切进步的变革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必然会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和恶毒咒骂。对于这些攻击和咒骂，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回击。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王安石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他的变法没有人民的充分支持，也不可能成功。今天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我们一定能够把孔孟之道批倒批臭。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