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除前进的障碍——分析《商君书·开塞》的中心思想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扫除前进的障碍
——分析《商君书·开塞》的中心思想
北京热电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商君书·开塞》篇，是阐明商鞅法治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它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提倡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主张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镇压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行动。
长期以来，对于商鞅变法和《商君书·开塞》篇阐明的“法治”思想，儒法两家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对于商鞅则肆意恶毒攻击，他们认为《开塞》篇使“秦俗”“日坏”，也使商鞅“卒受恶名于秦”。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开塞》篇，对于总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是有益的。
商鞅是在战国中期开始变法活动的。当时，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制度勃然兴起。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疯狂反扑。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忠”“孝”“仁”“义”的陈词滥调，借以禁锢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妄图保存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继续推行反动的“礼治”，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奴隶主贵族这种复古倒退、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道路，所以，商鞅把它称之为“塞”。所谓“开塞”，就是要冲破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罗网，摧毁维护奴隶主利益的“礼治”，为建立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开堵塞，扫清障碍。
《开塞》篇用历史是在不断进化的观点，阐述了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说明了“世事变而行道异”的道理。商鞅认为，“世事”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时代不同，解决问题的政策和办法也应不同。他所说的“行道”，就是人们依据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和办法。“行道”适应“世事”的发展变化，才能治理好国家。商鞅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更法》）。商鞅这种历史观，是他实行变法的理论依据。
新兴地主阶级要“开塞”，要摧毁“礼治”，实行“法治”，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取代奴隶主阶级专政，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这样，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激烈地展开了。代表没落奴隶主利益的孟轲到处游说，胡诌什么“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极力鼓吹“法先王”。秦国的甘龙、杜挚一类反革命复辟派也抬出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针对奴隶主贵族这些反动谬论，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不效法古代，不维持现状）的战斗口号，指出“法古”就会落后于时代，“循今”就会堵塞不断发展的形势（“法古则后于时，循今则塞于势”）。
如何“开塞”呢？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意思是说，要“开塞”，为变法开辟道路，没有比“去奸”更急迫的任务了。商鞅所谓的“奸”，包括那些“巧以伪”的“奸民”和“虱”。什么是“奸民”？在《商君书·画策》篇中明确指出：“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就是指奴隶主贵族和儒家信徒。什么是“虱”？是指“礼乐”“仁义”“孝悌”等等。就是说，孔老二鼓吹的那一套维护奴隶制的反动说教，好比是咬人吸血的虱子。战国初期的法家李悝等人也是主张法治，要求实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但却没有象商鞅这样，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商鞅提出的“去奸”的主张，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他变法成效较大的关键之一。
怎样才能“去奸”呢？商鞅从春秋末期邓析、少正卯和战国前期吴起的被害，认识到，奴隶主贵族受到革命势力的打击，丧失政权以后，必然要疯狂反扑。为了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商鞅明确提出“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就是要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用革命暴力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破坏和捣乱。当时，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极力用“仁义”那一套谬论来攻击法家的“刑”，说“仁义”是“民之所好”，而“刑罚”则是“民之所恶”。商鞅认为刑罚才是“义之本”，而儒家的所谓“义”恰恰是“暴之道”。因为，如果提倡儒家的“仁义”说教，重赏轻刑，人们（主要指“奸民”）就会放纵，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和捣乱，结果就只会使更多的人受到刑罚的制裁。
商鞅主张“严刑”以“去奸”，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实行严厉镇压，这在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措施。商鞅从总结前期法家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自己的变法实践中，认识到，变法革新的主要阻力来自奴隶主贵族，“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史记·秦本纪》）。变法之初，他与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短兵相接地交锋，为秦孝公实行变法扫清了障碍。变法之中，他又以严刑惩罚了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子虔、公孙贾，杀了大奴隶主祝欢，在渭水边镇压了七百多个反对新法、阴谋复辟的反动分子，保证了变法的顺利进行。反动儒生赵良扯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破旗，威胁恐吓商鞅，“君之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要商鞅放弃变法，隐退归农，“养老存孤”。商鞅不怕威胁，毫不动摇，坚持变法，直至在奴隶主复辟势力迫害下结束战斗的一生。商鞅虽死，秦法未败。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兵革大治，诸侯畏惧”，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历史事实证明，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必要的，革命暴力手段也是必要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
商鞅作为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代表人物，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开塞》篇中流露出无视人民群众的观点，他的“法治”也有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对历史发展的具体看法也不完全正确。但是，《开塞》篇反对复古倒退，为变法革新扫除障碍的战斗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开塞》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必要性，对于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