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待农战而安”——《商君书·农战》读后 [复制链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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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待农战而安”
——《商君书·农战》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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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井田，还是废井田？是“舍农游食”，还是实行“农战”？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儒法两家在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哲学的贫困》）商鞅这个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从他所处的特定的阶级地位出发，认为变革奴隶主贵族的经济条件和确立本阶级的经济条件，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他把这一点作为他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君书》的《农战》篇中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商鞅认为，“使民力农务战，则国富强矣”。反之，若是一味地“学诗书”、“事商贾”、“求官爵”，就会“其国必削”。
商鞅提倡“农战”，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贵族作殊死斗争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崩溃，寄生的奴隶主贵族及其儒生们已成为社会赘瘤，他们的腐朽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没落的奴隶制造成了“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商鞅对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为维护奴隶制而奔走呼号，“后车数十辆，从者数百人”的儒家游学集团，深恶痛绝。他把这些人列为“五大奸民”，认为他们是“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而且还起劲地贩卖诗、书、礼、乐、仁义、孝悌等一套陈腐教条，借以反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商鞅指出，儒家的诗书，即使每一个乡多到一大捆，每家都有一人攻读，对于治理国家，也是没有用处的。商鞅因此把儒家所谓的礼、乐、仁义斥之为危害人类的“虱”。他认为那时的当务之急就是除“奸”灭“虱”。商鞅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诗、书、礼、乐，而且果敢地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止浮学”、“贱游学之人”等革命行动，给那些“摇唇鼓舌”、“妄作孝悌”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以当头一棒。
商鞅提倡“农战”，首先是要“废井田”、“辟草莱”、“开阡陌封疆”。商鞅大力鼓励新兴地主阶级和自由民开荒，把作为“井田制”标记的田间道路和分界的土堆，及大片的荒地，都开拓为可耕种的土地。这就否定了奴隶主贵族世代垄断土地的制度，从法律上确定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当时秦孝公在采用商鞅变法主张后所下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垦草令》。这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巨大变革。在井田制度下，奴隶被固定在井田范围以内从事繁重的劳动，不许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奴隶极端厌恶把他们牢牢地束缚着的井田制度，纷纷起义和逃亡。商鞅顺应了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在秦国鼓励人民（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从事垦荒事业。当时大批奴隶忍受不了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榨和奴役，渴望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渴望得到土地。他们纷纷从其他诸侯国逃到秦国，而秦国的革新措施恰恰可以使他们安心农业生产，从事耕作。这也正是商鞅瓦解其他诸侯国的战略措施。
重农抑商也是商鞅农战思想的重要内容。这项政策是在鼓励开荒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社会上存在着“避农战”的弊病，工商奴隶主靠投机取巧而大发横财，并使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商鞅指出：人们对这些人很羡慕，把他们作为榜样，那么粮食怎么能不少，军队的战斗力怎么能不弱呢？商鞅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加重商业赋税等奖励人们从事农业的政策，以推动垦荒的迅速进行。
商鞅在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主张奖赏军功。商鞅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靳令》）。只要为国打仗，立下战功的，便可当官，不管这人是否出自“贵族卿士之家”。商鞅是通过奖励军功“而显耕战之士”的，这就在否定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把各级军政大权逐渐夺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
总之，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发挥了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运用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推行以法治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路线。商鞅变法促使秦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商鞅的变法思想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显示了新兴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的农民。这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铁制农具被广泛采用，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片荒地被开垦，改变了过去“地大而不垦”、粮食满足不了国家需要的状况。正如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韩非所指出的：“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八年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所以“乡邑大治”，不但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军事上也打了许多胜仗，促使秦国迅速地改变了“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面貌。
恩格斯指出：“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正因为商鞅变法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就必然遭到当时秦国国内外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和儒家的拚命反对，“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那个和商鞅同时代的儒家代表、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捧为“亚圣”的孟轲，从商鞅变法一开始，就跳出来拚命反对。他恶毒攻击商鞅的“农战”思想和政策，狂妄地叫嚷什么“仁政，必自经界始”。孟轲为此而抛出维护和复辟奴隶主贵族土地世袭制度的“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狂吠要“正经界，复井田”。他向奴隶主贵族献策说，只要“正”了经界，恢复了井田制，就可以依旧统治下去。由此可见，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虽死法未败。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尊儒反法，秦国政局出现了反复；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秦国还是继续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前进。这是因为商鞅变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犹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而那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终将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