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鲁迅改革汉字——读《门外文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习鲁迅改革汉字
——读《门外文谈》
厦门大学中文系　夏屿冰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四十年前，正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反“围剿”斗争的时候，鲁迅为了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反“围剿”斗争，曾经发表了一系列的战斗杂文，《门外文谈》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是我国文字改革运动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
当前重新学习鲁迅的这篇著作，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推动我国文字改革工作，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字在人民间萌芽”
“字是什么人造的？”长期以来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历代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儒家学派都说是“仓颉造字”。战国时代就有“仓颉作书”的记载。到了汉代，“仓颉造字”之说更加流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把创造文字的功劳全部归于仓颉一人，这是一种“圣人”造字说。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春秋演孔图》中则说：“仓颉四目。”后来甚至有人把仓颉描写成“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的奇怪人物，并说他“生而能书”。把创造文字说成是神异的行为，这是一种文字“神授”说。两千多年来，统治阶级故意把文字神秘化，一直宣传这种唯心论的神圣造字说，孔孟之徒甚至叫嚷“非天子……不考文”，要人们崇拜“圣人”，以便他们垄断文字，剥夺劳动人民学习和掌握文字的权利，施行“愚民政策”，从而达到他们长期统治劳动人民的罪恶目的。
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情地揭露和驳斥了“仓颉造字”之说。他指出，文字根本不是什么仓颉造的，也不是某个“后世圣人”造的，更不是后来“卖弄文字”的“所谓文学家”发明的。古代的“巫”和“史官”曾用文字记事，文字是他们“必要的工具”，同他们有关系。他们可以“增补”文字。但是开始造字的不是他们，而是广大劳动人民。“文字在人民间萌芽”！鲁迅从根本上批判了孔老二宣扬的“生而知之”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把被颠倒了几千年的文字起源史再颠倒过来了。
鲁迅以大量材料，科学地考察了文字起源的历史。他明确指出，原始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画了一只牛，“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后来，人们“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这就是文字的由来。他又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鲁迅说明了，文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劳动生活中，通过集体的智慧，逐渐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通过某个“圣人”创造的。鲁迅指出，凡是装作“圣人”，“硬做新仓颉”来创造文字的人，都是要失败的。三国时吴国的朱育造过一千多个奇异字，然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白费力”，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
鲁迅关于文字起源史的论述，拨开了唯心史观的层层迷雾，为当时的新文字运动扫清了道路，也为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竭力鼓吹孔老二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谬论，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妄图抹杀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个自封为“天才”和“英雄”的小丑，已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他散布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批判。林彪一伙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结果是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将文字交给大众”
文字在人民中间产生，也在人民的使用中发展。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途径，一是表音化，一是简化。汉字由象形发展到谐声（又叫形声），“这已经是‘记音’了”，表明汉字的表音化趋向，算是一种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这样就造成了汉字的难写。“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由圆折的篆字，到方形的隶书和楷书，写起来显然是比较简单了。但是，它远离了写实，和形象就天差地远，“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结果又造成了汉字的难认。而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变成不大“谐”，又造成了汉字的难读。鲁迅通过这些科学的分析，指出：“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躇一下了。”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汉字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指出了汉字的繁难、艰深和不便使用，说它是“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无声的中国》），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关于新文字》）。
鲁迅对汉字的缺点作过很激烈的批评，但他不是把眼光停留在汉字本身，而是更加透彻地看到造成汉字繁难的社会根源，有力地抨击了维持汉字繁难的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他说：“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历代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特别是孔孟之徒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把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字据为己有，加以垄断、把持，剥夺劳动人民学习文字的权利，施行“愚民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总是故意把文字搞得既“尊严”又“神秘”，使本来就已经繁难的汉字更加繁难。西汉杨雄的《方言》，杂录了一万一千多个同义异体字。当时的经学家刘歆曾写信向杨雄要《方言》的稿子来看，杨雄说他工作还没做完，如果威逼他，他就“缢死以从命”，深怕别人识得他掌握的奇字。唐代樊宗师，其作品《绛守居园池记》，写得古奥艰深，谁也弄不清怎么替他断句。这些例子，都说明这些士大夫特权者，不仅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字垄断，就连对本阶级的人也要加以垄断，以便使他们“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使他们“特别的尊严”。
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字的垄断更加突出。就在鲁迅发表这篇著作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五年，上海十五个团体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联名提出三百多个手头字（即简体字），在一些进步的刊物上使用。国民党反动派怕得要命，跳出来竭力反对和阻挠。刘少奇一伙也恶毒攻击简化汉字，胡说什么简化汉字工作“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暴露出他们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是一丘之貉。
由于汉字本身的难，再加上统治阶级、士大夫特权者故意设置的难，这种“高门槛”使劳动人民和汉字脱离了关系。正如鲁迅指出的：“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中国语文的新生》）
鲁迅大声疾呼：“将文字交给大众”，不许特权者把持。他又指出：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从“别字”说开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中国语文的新生》）因此要实现“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任务，就必须对汉字进行根本的改革。鲁迅就是这样深刻地阐明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
拼音化是汉字改革的“紧要关键”
鲁迅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精神，论述了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发展，总结了汉字改革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指出了拼音化的方向。
首先，鲁迅考察了清末的汉字改革运动和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指出清末的汉字改革主张者仍然没有摆脱汉字的“牢监”，而注音字母也没有离开表形文字的体系，“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没有能力替代汉字。
接着，鲁迅着重研究了二十年代创制的国语罗马字和三十年代创制的拉丁化新文字，并且把两者作了比较。他指出：国语罗马字“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象那拼法还太繁”。国语罗马字的拼法繁难复杂，这就使它很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拉丁化新文字拼法简单易学，“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论新文字》）他为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现而欢呼，指出：“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中国语文的新生》），即找到了改革汉字的方向。
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的肯定和赞扬，绝不是偏爱，而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从群众学习和使用拼音文字的难易来考虑的，是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正因为如此，他对拉丁化新文字拼法不够精密的缺点，也用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指出：“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论新文字》）他要求拉丁化新文字能在实践中“逐渐补正”，使之成为“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鲁迅的这种改革汉字的主张，在旧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逐步实现。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关怀下，一九五八年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是总结了汉字改革的历史经验而制订出来的。正如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的：“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
刘少奇一伙疯狂反对文字改革，污蔑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是什么“奴才思想”。大家知道，拉丁字母是一种世界通用的符号，就象阿拉伯数字、公历、公里、公斤一样，都是国际公用的东西，并非某一个国家专有的，根本谈不上什么“主子”、“奴才”。他们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恶毒咒骂，不能阻挡全国人民实施这个方案。他们继承孔老二的反动衣钵，大搞复古倒退，妄图破坏文字改革的群众运动。他们叛党叛国、充当内奸的可耻行径，正好说明他们才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奴才。
不推广普通话，就没有拼音化，也就不能实现汉字的根本改革。鲁迅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提出拉丁化主张以后，紧接着就提出拼写什么语言这个问题。鲁迅通过科学的考察，指出“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鲁迅以他的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这种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必将发展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语，因此，他极力主张采用这种普通话，并号召大家“加以整理，帮它发达”，努力学习，大力推广。
刘少奇一伙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大肆攻击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散布“一百年不推广普通话也死不了人”的反动谬论，妄图维持方言隔阂的状态，破坏文字改革工作。敌人越是起劲反对推广普通话，就更加证明推广普通话十分必要。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工作方针，积极做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鲁迅深知：“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文艺的大众化》）。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答曹聚仁先生信》）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必须努力进行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自掌教育的时刻的到来。鲁迅指出：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并且鼓励大家，“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中国语文的新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鲁迅坚韧的战斗精神。
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学习鲁迅坚持文字改革的斗争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彻底批判林彪、孔老二主张倒退、反对改革的反动观点，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而稳步地做好文字改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