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
田师源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也要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
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存在过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它们之间进行过复杂的民族斗争。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和这种民族斗争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对历史上某个政治派别或人物作评价，应该看他的路线对于当时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于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的是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是符合还是违背各族人民的这个共同愿望，应该是我们判断我国古代民族斗争中是坚持爱国主义路线还是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重要标准。
一北宋中期，在我国境内，宋王朝之外，北方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西北方有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
虽然有几个政权分立并存，但各个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却是十分密切并且日益发展的。如在辽政权控制地区，长期以来就有大量汉族人民与当地各族人民相处，而且与中原地区“互市不绝”（《宋史·食货志》）；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和技术，以至文化、艺术典籍，大量传入辽地区。辽的上京等城市，同幽州基本上是一个格式。西夏很多地方也一直是汉族与其他各族人民杂居。在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互相促进的过程中，辽、夏许多地区较快地发生变化，一些先进地区，已经摆脱野蛮残酷的奴隶制而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地区各族劳动人民也吸收了辽、夏地区各族人民的长处，使中原地区经济、文化更加丰富多采。很显然，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交流、接近和合作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这是由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决定的。它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准备了条件。
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下，民族矛盾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各族反动统治者，往往违背各族劳动人民的愿望，对邻族进行掠夺和压迫，由此形成了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在北宋中叶，这种民族矛盾表现为辽、夏一小撮反动贵族，向中原不断发动进攻，所到之处，“焚烧村落”，“杀掠人畜”（《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这一小撮反动贵族的军事掠夺，对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对当时各族人民的接近和合作的过程，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夏、辽与北宋之间的矛盾，从形式上看，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看，则是夏、辽和北宋的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例如，西夏地区以李元昊为代表的李氏（原为鲜卑拓拔氏）家族中的一小撮反动统治者，为了自己“当帝王”，妄图阻挡当地各族人民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把西夏社会拉向后退。李元昊之流在西夏地区的倒退行径，及其对北宋“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进犯，不但给中原各族人民带来灾难，而且与西夏地区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是背道而驰的，因而遭到西夏地区各族人民甚至一部分贵族的反对。
当时，夏和辽的反动统治者，结成了南侵北宋的联盟。他们“互为犄角”，使北宋面临“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宋史·刘平传》）的危急局面。北宋的大地主顽固派，却一贯采取苟且偷安、屈辱退让的投降主义路线，听任土地遭掠夺，人民被屠杀。他们却从中原劳动人民身上加倍压榨血汗，每年向夏、辽反动贵族奉献数十万两白银和数十万匹绢帛。他们不愧为孔孟信徒，竟把屈辱投降，说成是实行孔孟的“仁义”之道。如此“仁义”，就是残酷迫害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换来的却是侵扰者变本加厉的侵扰。
我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下，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王安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深切怀念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爱国志士。他歌颂西汉时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有功的爱国将军李广，“北平上谷当时守，气略人推李广优”（《送李太保知仪州》）。他颂扬“辛苦将身到沙漠”、与匈奴奴隶主侵扰者进行过长期斗争的爱国志士，认为“丈夫许国当如此”（《飞雁》）。他针对北宋的严重民族危机，在给宋仁宗赵祯的《言事书》中，痛切地说：“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他针对大地主顽固派的投降主义路线，愤慨陈词：“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
王安石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的爱国主义是有局限性的。在他的许多慷慨陈词中，往往是把夏、辽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和夏、辽地区各族人民不加区别，笼统地称之为“蛮夷”、“夷狄”。这是地主阶级大汉族主义偏见的表现。不过，王安石在当时北宋面临夏、辽贵族侵扰者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主张抗击侵扰者，显然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二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同大地主顽固派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北宋时期儒法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安石作为政治、经济地位较低的地主阶层的代表，早在青年时代，就“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王安石传》）。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他一直在地方任州县官吏，比较注意了解民情，他对北宋“积贫积弱”和受侵受欺的根源，逐步有所认识。这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他在《河北民》一诗中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常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王安石显然看到，大官僚大地主集团推行的对内扩大兼并、对外屈辱投降的路线，一方面引起了农民爆发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危险，另方面引起了夏、辽反动贵族日益严重的侵扰。他“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感事》），痛骂“陋儒昏鄙甚”（《送赵学士陕西提刑》），深恨“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兼并》）。为什么“俗儒”不去摧毁兼并势力呢？王安石明确地指出：“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王荆公年谱考略》四三八页）就是说，那些身为士大夫的孔孟信徒，就是大搞兼并掠夺的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这个分析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的。他对辽、夏侵扰日益加剧的原因的分析，也很深刻：“由来犬羊著冠坐庙堂，安得四鄙无豺狼！”（《开元行》）大地主顽固派“犬羊”们推行反动腐朽的儒家政治路线，必然招来“豺狼”的侵扰。这表明王安石对尊孔必然卖国这一历史规律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因此，王安石坚决主张用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和抵御辽、夏侵扰的爱国主义的法家路线，代替大地主顽固派守旧倒退和向侵扰者屈膝的投降主义的儒家路线。当然，王安石的路线，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他主张抵御侵扰者，对儒家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揭露，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大地主顽固派推行的反动政治路线，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为了固守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把维护土地兼并和镇压人民当作首要任务，即所谓以“阜安宇内为先”（《续资治通鉴》卷六六）；对于侵扰者，则反复强调“大抵边陲宜以安静为务”
（《续资治通鉴》卷六四）。这就是所谓“守内虚外”。为了镇压人民，就必然要在外力威逼面前屈辱投降。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虽然同属于地主阶级，但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阶层，因而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以法家思想为武器，痛斥顽固派的“陋儒”、“俗儒”路线。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则指责王安石违背“诗书孔子之言”，“弃先圣之道”（《与王介甫书》）。他们搬出孔孟的仁义道德说教来反对王安石爱国主义的变法图强活动。苏轼说：“国家之所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他认为，象宋仁宗赵祯那样“务专掩复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的守旧倒退路线，最合乎孔孟之道。虽然在赵祯统治下，“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但是“德泽在人，风俗知义”，达到了孔老二所谓的“天下归仁”的美妙境界（《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这表明了儒家信徒尊奉的孔孟之道，正是投降败国之道。投降派还大肆攻击汉武帝、桑弘羊为抗击匈奴侵扰而进行的改革，是什么“法术不正”（《续资治通鉴》卷六七）。他们同西汉那些“贤良、文学”们的儒家投降主义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顽固派对王安石革新图强的攻击，很快就得到侵扰者的欢迎和配合。西夏加紧了军事侵扰；辽也一面陈兵威胁，一面派使臣强求割地。他们为北宋的守旧派、投降派撑腰。辽统治者曾别有用心地向北宋使者提出“司马光何不为中丞”（《续资治通鉴》卷六六）。投降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借此给司马光大造舆论。
三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北宋王朝面对辽和西夏贵族侵扰者的严重威胁，并没有采取过认真的备战措施。那时，北宋的军事系统极其混乱，士兵从不进行训练。步兵不成行列，骑兵控制不了战马。军事装备也极低劣。这样一支军队，当然无力抵御侵扰者。大地主顽固派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他们坚持什么“不兴疆场之事”，要求皇帝“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什么道理呢？原来是怕“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续资治通鉴》卷六六）。为了保证大地主们能够苟且偷安，就不许“言兵”备战。
爱国主义者王安石极端鄙视这种投降主义的逻辑，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战备：整顿了军事指挥系统，裁减和安置了没有战斗力的老弱残兵，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在与夏、辽接壤的地区，设置专任防御的驻防军；加强了防御城池和哨所的修建，等等。
为了加强防御力量，王安石特别强调要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文武异事”之说，主张必须使学士兼习“文武之道”。他希望以此在地主阶级中培养出一批能够“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的有为之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这样才能“守国家”，解除“边疆之忧”（《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这些主张，由于大地主顽固派的梗阻，没有得到实行。但是，在革新派主持下，当时在京城建起了一所
“武学”，专门培养地主阶级的军事指挥人材。
王安石还按照商鞅的“什伍之法”，提出“什伍其民而用之”，规定民户十家或五家组成一小保，十小保或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在地主阶级控制下，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弓箭、战阵等军事训练，还要轮流担任夜间巡逻。王安石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当然有利用这种制度控制人民的企图；后来的反动统治者也的确把类似的制度变成了专门镇压人民的反动制度。不过，王安石当时还是着重于利用这种制度来加强反辽、夏入侵的战备力量。他对宋神宗赵顼〔xù 音序〕说：“今边陲农人，无什伍，不知战守法”，仅靠招募雇佣军，“尽边人耕织，不足以给衣粮……遇有警急，则募兵反不足以应敌。”（《王荆公年谱考略》四三七页）“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熙宁奏对日录》）“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易成。”（《宋史·兵志》）熙宁年间，只是在京城所在的开封府界和与夏、辽接壤的陕西、河东、河北三路，“教阅既成”的这种“民兵”就有六十余万，他们的作战能力“胜过正兵”（《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三八）。这显然加强了反侵扰的战备力量。
这种种备战措施，都遭到了坚持投降路线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反对。韩琦胡说什么，“置河北三十七将”、部署防御军队、兴“民兵”、“增置防城之具，检视衣甲器械”等等备战措施，使得敌人“深见可疑之形”，“外示骄慢”，招来战祸（《邵氏闻见录》卷四）。在他们看来，只有“二十年口不言兵”，等待挨打，束手待毙，才能消除侵扰者的“怀疑”，不致造成“大误”。投降主义者的逻辑竟荒谬到如此地步！韩琦之流攻击王安石备战的另一个荒谬论据，就是污蔑加强战备是“费财殚力，先自困弊”，“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邵氏闻见录》卷四）。这一小撮坚持投降主义的大地主宁愿每年奉献数十万两白银和数十万匹绢帛，而不许加强战备，否则就是“费财”，就是“困弊”，他们就要又“离”又“怨”。
大地主顽固派反对备战，首先是由于他们极端仇恨和害怕人民。那怕是在极有限的程度上发动人民备战，他们也坚决反对。他们攻击王安石实行“什伍之法”，对农民“授之弓弩，教之战阵”，会使农民“浸淫为大盗”（《续资治通鉴》卷六八），而加以疯狂反对。
当然，王安石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不可能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是反击侵扰者的主要力量，不可能真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过，王安石为了进行反压迫的民族斗争，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人民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可贵方面。四
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在侵袭者面前，总是以屈辱求和换取苟安偷生。而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在强敌威逼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坚决反击。正是在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期间，初次扭转了北宋王朝长期以来被动受压的局面，在抗击西夏侵扰的战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当时有一个爱国志士王韶，根据他在西北地区的多年实地调查，向朝廷提出了三篇《平戎策》，对反击西夏、收复失地提出了具体建议。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是收复熙河地区。这个地区约在今甘肃省的临夏、临洮一带，早在汉朝时候，就在中原政权控制之下。北宋中期，这个地区处于几个部族割据的混战之中。西夏反动统治者趁机拉拢当地的一小撮反动部族首领，企图把它作为侵扰内地的走廊。王韶认为，要消除西夏的威胁，首先必须收复这个地区。大地主顽固派们纷纷反对，惟恐“生事”、“惹祸”。王安石挺身而出，坚决支持了王韶的建议，并委王韶以重任。王韶在王安石的有力支持下，积极筹划收复熙河事宜。从一○七○年到一○七三年，收复熙河的斗争有很大进展。在这期间，王安石仔细审阅前线的报告、信函，多次亲自寄信给王韶，对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工作，都作了详尽的部署。
一○七三年，宋军在王韶率领下，“军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击溃了搞分裂割据、勾结西夏反动统治者的一小撮部族反动首领的割据叛乱。收复熙河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传来，举朝庆贺。王安石满怀胜利的激情，提笔赋诗，歌颂“投戈更讲诸儒艺，免胄争趋上将风”（《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的兼习文武、奋发有为的战斗精神。在投降派胆小鬼一片“和戎偃武”、屈辱偷安的叫嚣声中，王安石铿锵有力的战歌，何等振奋人心！
在收复熙河的战斗过程中，顽固派自始至终进行破坏。还是那个韩琦，竟污蔑熙河战斗的胜利，说这是引起侵扰者更大挑衅的主要原因。司马光之流一手豢养起来的儒家道学小丑邵伯温，过了几十年之后，不但伪造《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诽谤，而且在他的《闻见录》中，公然污蔑王安石主持下收复熙河地区、抗击西夏侵袭的爱国壮举引起了什么“天下大乱”，胡说“荆公之罪可胜数哉”，丧心病狂地攻击王安石爱国有罪。
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在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反对下，最后遭到了失败。支持革新的宋神宗赵顼死后，司马光在顽固派总后台高太后支持下，当了宰相，全盘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北宋王朝重新回到了对侵扰者投降妥协的老路上去，终于招致了灭亡。
回顾北宋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极端仇恨人民、疯狂反对社会前进、反对政治改革的儒家反动派，在侵袭者面前，往往是无耻的投降主义者；而坚持社会前进、坚持政治改革的法家革新派，大都是爱国主义者。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我们是很有必要的。卖国贼林彪，跟在宋朝儒家投降主义者屁股后头，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表明他正是历史上那些儒家投降主义者的徒子徒孙。
我们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伟大祖国，现在是空前统一和强大的。今天，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已具有了以往任何时代不能相比拟的崭新的阶级内容和时代内容。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卖国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