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
北宋完成统一以后不久，宋淳化四年（公元九九三年），四川地区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均贫富”的反封建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孔孟之道的纲常法纪。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朝已经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更加反动，他们大批吸收儒生当官，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机构，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当时，土地兼并势力迅速增长，官府赋役日益繁苛，造成了“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状况。特别是四川地区，由于没有经过隋唐农民起义的扫荡，土地兼并更为严重。豪强大地主拥有几百以至千家以上的佃户，把佃户当成奴隶来使用。这些佃户不仅受到残酷的地租剥削，而且承担着沉重的赋役。一般自耕农在宋王朝的压榨下，也“耕稼不足以给”。广大农民连糠菜野草都不够吃，生活极端困苦。加上连年灾荒，使广大农民更濒于死亡的边缘。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公元九九三年春，四川青城县人王小波、李顺，发动群众举行了起义。他们激昂地对群众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意思是说，我们很痛恨贫富不均，今天起义就是为了你们，使贫富得到均平。广大农民早已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恨之入骨，王小波、李顺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共同愿望。因此一呼百应，“均贫富”的口号立刻震动了巴山蜀水。广大农民纷纷投入起义的行列，“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他们齐集在“均贫富”的旗帜下，手执刀枪，向封建统治阶级猛烈进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农民阶级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斗争，总是同思想上批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动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竭力宣扬孔老二“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的宗法等级思想。他们搞这一套把戏，就是要农民安于当牛做马，任其驱使宰割。“均贫富”的口号是劳动人民反封建的战斗纲领，也是对孔学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宣战。所谓“均贫富”，就是要改变地主阶级占田万顷、贫苦农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它表现了农民要废除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差别的革命要求，概括和反映了农民的平等思想。起义农民就是要用革命的铁拳，把封建剥削制度和孔孟之道砸个粉碎。
公元九九三年夏，起义军攻下青城以北的彭山县，抓住了被宋王朝赞为“清白强干”的县令齐元振。愤怒的群众立即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吏，把他残害人民搜刮来的大量财物，分给饥寒交迫的人民。起义军爱护群众，依靠群众，纪律严明，对人民“一无所犯”。他们号召住在城市里的贫苦群众，“指引豪家收藏地窑”，予以没收。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富人大姓”开会，命令他们呈报家里所有的财产、粮食，除了按家中人口留出必要份额外，其余全部没收，“大赈贫乏”。起义军用这种剥夺剥夺者的无畏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农民革命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乘胜前进，不断打击官兵，镇压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起义军攻克成都后，毅然建立了自己的“大蜀”政权，设置百官，发行货币，捣毁地主盘踞的寺庙，声势极其浩大。
农民革命的疾风暴雨，吓坏了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急忙调集重兵进行镇压。那些口喊“仁政”、“忠恕”的儒门官吏，手拿屠刀，对起义群众和无辜农民进行了血腥屠杀，一次就惨杀几万人。这些刽子手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却胆小如鼠，他们上任连家眷都不敢带。这充分暴露了反动派色厉内荏的实质。
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虽失败了，然而“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在劳动人民心中点燃的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它继续鼓舞着广大农民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成都失陷以后，起义军的余部仍然各自为战，奋勇抵抗。有的集合万余人，攻占川东八个州郡；有的进入山区，凭借山险，坚持斗争数年之久。人民盼望起义军再起，广泛流传着“岁在甲午蜀再乱”的预言。为了扑灭农民“均贫富”的革命思想，北宋统治者又一次抬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给他戴上“至圣”的桂冠。一些反动儒生也叫嚷什么：贫富的区别是由人的材性、智愚、勤惰不同而造成的。但是，不管反动统治阶级怎样乞灵于孔孟之道，也阻挡不住“均贫富”革命思想的传播。宋以后几百年间的农民起义，都坚持和发展了这一革命口号。
列宁指出：“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坚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和革命实践，提高了农民反封建、反孔斗争的觉悟和水平，标志着我国农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以后劳动人民反封建、反孔的斗争，对宋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都有巨大的影响。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