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女儿经》的渊源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资料

《改良女儿经》的渊源
柏青
《改良女儿经》是反动统治阶级向妇女灌输孔孟之道的一本读物，通篇贯穿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反动说教，流毒很广，影响极坏。
我国历史上儒家关于女教的言论，最初散见于六经诸子的书籍之内，到了东汉始成专书。东汉班昭的《女诫》，是第一部专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妇女教科书。《女诫》共分七篇，把“男尊女卑”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特别是
“夫为妻纲”加以系统化、规范化，成为历代剥削阶级大力宣扬倡导的女教经典，并为后代儒生所遵循。班昭本人（又称曹大家）被捧为“女宗”。到了唐代，有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和陈邈妻郑氏的《女孝经》。《女论语》在《女诫》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分为十二章，以四言的形式，进一步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反动思想。《女孝经》又进一步扩大为十八章，采取“假托问答”的方式宣扬封建礼教。明清期间，著名的女教专书有仁孝皇后的《女训》，吕新吾的《闺范》，兰鼎元的《女学》，王相母刘氏的《女范捷录》等。它们都基本上承袭了《女诫》、《女论语》中宣扬的压迫妇女的吃人礼教。以上这些女教专书，都“见之著录”，被列入“闺门必读”，其中宣扬的一套封建礼教，就是《改良女儿经》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在宋代朱熹编写儿童启蒙读物《小学集注》的影响下，明、清期间大量出笼和流行的《女儿经》一类的读物，更是《改良女儿经》的直接渊源。
关于《女儿经》，现在见到的版本，主要的有：明赵南星刊行并加注的《女儿经》，明吕近溪著的《女小儿语》，清朱浩文著的《女三字经》，清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清光绪年间刻本《裘氏女儿经教科书》，清光绪重刻本《闺训千字文》、《闺门女儿经》（即《四字女经》），等等。《改良女儿经》就是在这类读物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古代幼学和女教的读物，由于反动儒生不断增删，坊间刻本又常不署名，所以原作者大多无法查考。《改良女儿经》一书的作者和产生年代也至今不详。但据分析，大致可推断它产生于清朝晚期。
这本书是据《女儿经》一类书删节的，抹去了以前这类书中关于裹足、穿耳之类的内容。妇女裹足始于五代，宋以后风行。到了清代晚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兴起，废除裹足已成为当时改革的内容。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如郑观应等，纷纷撰文抨击裹足对妇女的残害。“天足会”、“戒缠足会”等，也在当时出现。这本书所以抹去了“裹足”、“穿耳”的内容，以及冠上“改良”二字，显然是受了清后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这本书的产生年代似在戊戌变法的同时或以后。
这本书同清代朱浩文的《女三字经》
（见于光绪年间听雨堂刻本），在形式和语言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三言体例，有些句子完全一样，不少句子只作了个别文字的改动。书中列举的十八个典故，有十六个在《女三字经》中都有。《女三字经》内容多而杂，而《改良女儿经》比较简括。因此，《改良女儿经》似出现于《女三字经》之后。这也是它出笼于清朝晚期的一个旁证。
各种形式的《女儿经》在封建末期的明清两代大量刊行，绝不是偶然的。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他们也更加反动，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愈益残酷和疯狂。在人民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猛烈冲击下，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反动“四权”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和宗法制度的灭亡，为了使封建秩序和旧礼教旧道德免于破产，以封建卫道士自命，从儒家破烂武库中，捡起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黑货，修修补补，编造了各种《女儿经》之类的通俗读物，企图用这些东西从思想上对劳动妇女加强奴化教育，麻痹被压迫妇女的革命意志，维护垂死的封建制度。但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女儿经》之类坏书，不但阻挡不住人民要革命、妇女要解放的历史巨流，而且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