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与“愚诬之学”作斗争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坚决与“愚诬之学”作斗争
柏石中
自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孔丘、孟轲及其徒子徒孙，适应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奴隶制的需要，到处摇唇鼓舌，制造反革命舆论，一时间，儒家思想似乎影响很大，被一些人称为“显学”（显著的学派）。战国末年，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非，总结和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进一步建立了法家的思想体系；同时，对儒家的反动思想也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韩非子》一书，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反动儒家思想。《显学》篇是韩非文章中对儒家思想攻击最激烈、批判最集中的一篇。韩非看穿了儒家学说名为“显学”、其实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愚诬之学”、“杂反之辞”（愚蠢欺人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言辞）。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贤明的君主应该“不听学者（儒家）之言”。
孔孟之徒为了复辟奴隶制，讲不出任何道理，只好求助先王，用死人做旗帜。“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他们把先王捧上了天，要现在向过去看齐，把历史拉向后退。在《显学》篇里，一开头，韩非就针对儒家人物的这些鼓噪，揭露说：儒家鼓吹尧舜，孔丘死后，儒家分为八派，主张各不相同，但都自我吹嘘是尧舜的真传；尧舜不会复活了，谁能证明你们所鼓吹的那些真是尧舜的东西呢？韩非指出：上古时代的传说离战国时期已经二三千年，毫无参验
（比较、验证）的根据，因而对它不能盲目相信。他说：没有根据就相信是愚蠢的，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东西却拿来当证据（证明过去比现在好），这就是欺骗。
韩非认为，要推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巩固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夺取的政权和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必须禁绝“杂反之辞”。所以他特别推崇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他认为，如果允许儒家的“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与法治政策同时存在，就好比把冰和烧红的木炭放在一起，要冬天和夏天一块到来，这样做必定会弄得“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说话、做事都没有一定的准则）”。韩非的这些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秦始皇“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在《显学》里把儒生阻碍推行法家路线的反动言行一一列举出来，进行了严肃的指斥和批判。
韩非斥责儒生不种田、不打仗，每天只是收藏古书，演习辩论，聚集门徒，空论学问。他指出，如果君主崇尚并大量收养和奖赏这些人，“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就会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韩非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病是“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因此他十分痛恶当时的儒生，把他们看做危害社会的蠹虫，把他们比做不生产粮食的石头，不能打仗的木偶。他说：“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木偶）百万，不可谓强。”韩非的这些主张，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为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和摧毁旧的意识形态，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提供了理论武器。
韩非看到当时“愚诬之学”、“杂反之辞”到处泛滥，各诸侯国复辟与反复辟激烈斗争的现实，认识到法家必须有一条正确的用人路线，否则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就会被奴隶主贵族篡夺。他说，“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仅仅听一个人说得动听而任用他，是危险的。韩非认为，用人应该通过实际考察。他说：制作刀剑只看冶铸时青或黄的颜色，铸剑能手区〔ōu音欧〕冶也不能断定刀剑利钝；只看马的牙口和外部形态，最会相马的伯乐也不能肯定马的优劣。如果用刀剑实际刺杀一阵，让马拉上车跑一程，就是普通人也能知道刀剑的利钝和马的好坏。同样，对一个人单是“观容服，听辞言”，就是“圣人”也不能正确地判断一个人；如果给这个人一个职务，考察一下他的工作成绩，一个普通人也能看出他才能的高低。韩非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一条著名的法家用人标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主张宰相、显官一定要从有实际经验的官吏中提拔，武官、猛将一定要从能打仗的士兵中挑选。韩非提出的这种通过实际检验，因能授官，因功授爵的选拔官吏制度，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坚持革新的精神。法家提出的这种用人主张，有力地批判了儒家鼓吹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对孔孟之徒到处奔走，妄图凭借摇唇鼓舌来达到篡权复辟的梦想，也是一个打击。后来，秦始皇基本上采用了韩非提出的这些主张，起用了很多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将领，对于建立和巩固秦王朝的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
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把当时的社会看做是“争于气力”的时代。他指出，新兴地主阶级要敢于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一切反抗者，而不要听信儒家“务德”的虚伪说教。战国末年，被打倒了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在当时各个诸侯国家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着。在这种情况下，韩非强调使用暴力来镇压反抗者，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非敢于大胆蔑视儒家“显学”，表现了敢于革新的精神。但韩非毕竟是剥削阶级当中的一分子，在《显学》篇里，他提出“民知（智）之不足用”，反对
“为政适民”，这些思想，都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的烙印，明显地表现了韩非的阶级局限性。
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旧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之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被打倒了的阶级一定要寻找一切机会向革命的阶级进行反扑；新兴阶级也一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刘少奇、林彪把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被法家批判过的儒家思想当做他们的救命草。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长期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