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战争的光辉典范——学习《论持久战》的一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战争的光辉典范
——学习《论持久战》的一点体会
云岚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英勇奋战取得的。
《论持久战》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发表的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深刻地批判了战争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出了一整套正确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这部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战争的光辉典范，是我们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争如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是客观的矛盾运动。敌对双方依一定的条件互相联结，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表现为“力量的竞赛”。双方都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斗争的结果，各依照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由此决定战争的胜负。这就是说，战争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为着争取胜利，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构成判断，定下决心，提出计划，以此指导行动，促成战争向有利于自己一方转化。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就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聪明的指挥员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去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对敌对双方的情况若明若暗，对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懵懂无知，这样提出的军事路线、作战方针和计划，必然是空想，照了去做，就要把战争引到失败的地步。
抗日战争正确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呢？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刻总结了抗战十个月的实践经验，对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周密的考察，不仅从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研究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性，而且从中日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研究了它们互相依存、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关系，从而得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个根据出发，毛主席具体剖析了当时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使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它所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而中国则处在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是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先天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由于双方从事的战争的性质不同，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则是得道多助的。这四个基本特点构成了中日双方两个对比：一个是强弱的对比；一个是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前一个对比，决定了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可能速胜；后一个对比，决定了中国可以转弱为强，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必然由强变弱，遭到最后的失败。根据这些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毛主席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的长过程中，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八年抗战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毛主席的持久战的正确方针相对抗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汪精卫、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一批亡国论者。他们从反动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根据，得出了“中国必亡”的荒谬结论。汪精卫一派投降日本，当了可耻的汉奸；蒋介石一派，虽然被迫勉强地参加抗日，但始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没有停止过和日寇的密谋活动。同时，党内存在着一种倾向，认为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们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毫无根据地散布“日本不值一打”的速胜论。亡国论产生妥协的倾向，速胜论产生轻敌的倾向，按照这两种错误观点去办，只能得到败军亡国的结果。亡国论和速胜论，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离开了实际情况，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片面的；或者是主观随意地瞎说一气；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个侧面、一个时候的表现，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他们都不是从矛盾的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严厉地驳斥了这两种错误观点，深刻剖析了它们的思想根源，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叛徒、卖国贼林彪根本不懂得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追随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打正规战。这是他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又一暴露。这一战争和那一战争，同一战争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包含着不同质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战争形式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况和特点，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争形式。整个抗日战争中，“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战略防御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又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这是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消长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正确的作战形式。林彪不去分析抗日战争各个阶段不同的具体情况而鼓吹打大仗，打正规战，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毛主席批驳了轻视游击战而一味追求打正规战的错误倾向，指出：“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象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林彪这种军事上的错误观点，又是和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不开的。他所谓的大仗、正规战，是依靠国民党去打的。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林彪还无耻地鼓吹“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他只看到国民党军队数量多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其腐败的本质；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数量小的暂时现象，看不到它质量高，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本质。事实上，正是八路军、新四军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在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国民党的军队，正是在蒋介石的“统帅”下，在日寇面前，望风而逃，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使祖国的大好山河大片大片地沦于敌手。很明显，如果按林彪主张的那样依靠国民党去打什么大仗和正规战，那只能断送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前途。唯心论和机械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混在党内的王明、林彪一伙，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提出和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方针，除了阶级根源之外，从认识论上来讲，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的。二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强调战争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这就同一切唯心论划清了界限；同时，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作用，这又同一切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
客观规律性既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那么人们是不是消极被动地去适应客观环境呢？不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战争中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毛主席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战争的过程中，敌对双方强弱的转化，胜负的分晓，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但这些客观的条件，还只是胜负的可能性。要实现胜利的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只有当人们根据客观事实，提出正确的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并据此去组织有力的战争行动，战争最精采的胜利的结幕戏才能表演出来。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中，由于敌强我弱，决定了我之在战略上处于“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但这不等于说我方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能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恰恰相反，被动是可以经过主观努力变为主动的。毛主席在提出持久战这个总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制定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具体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就是为着引导人们在强敌面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去争取胜利的。我们知道，敌兵虽强，但以少兵临大国，这就暴露了许多弱点和留下了许多可乘之隙。它占领了中国的广大区域，守不胜守，防不胜防，我则可以利用兵多和地广的长处到敌人后方去，开辟广阔的战场，采用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以优势兵力，对敌人突然发起包围而攻击之，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样，在具体的战场上，我变成了强者，敌变成了弱者；我变成了进攻，敌变成了防守；我变成了主动，敌变成了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优势和局部的主动地位积累起来，就能够逐步地从总体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促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经过战略反攻阶段，最后达到彻底打败敌人的目的。
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和“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至理名言。毛主席还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主要地是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是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得来；同时，也只有拿到群众实践中去，才能检验其是否正确，才能化为群众的行动，变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伟大的物质力量。离开了群众，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战争的正确指导和胜利，都是无从谈起的。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方针、原则，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经验，符合于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战，充分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开展了伟大的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其结果，使日本侵略者在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面前，就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最后葬身于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之中。
林彪由于他反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决定，必然视人民如草芥，看不见人民群众无比高涨的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胡说什么：“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这既是对人民群众的无耻污蔑，也是不打自招地供认他是站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一边。在林彪看来，决定抗日战争胜利的，不是正确的路线，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象他那样的所谓“天才军事家”，以及他所崇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是非黑白完全被颠倒过来了。但是，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历史不仅宣告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宣告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林彪的唯心史观的彻底破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有一种人的错误，“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综观林彪的全部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战争的伟大思想，对于我们胜利地开展各项革命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干革命，搞建设，也象打仗一样，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充沛的革命干劲，但同时，也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努力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革命形势又是发展变化着的，我们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研究新问题，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的要求。我们这样做了，就能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断夺取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