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辟的思想武器——读《韩非子·说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反复辟的思想武器
——读《韩非子·说疑》
何东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法家理论家韩非写了一篇《说疑》，从一个方面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反倒退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春秋末年，由于奴隶们的不断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战国前期和中期，各诸侯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变法革新，封建制初步取代了奴隶制。但是，斗争并未就此止息。奴隶主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做垂死的挣扎。他们玩弄种种阴谋诡计，疯狂进行复辟活动。当时，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一步一步地篡夺政权，改变法家路线，是他们进行复辟的一条主要途径。因此，如何同这些阴谋家、野心家进行斗争，就成了摆在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韩非从许多诸侯国地主阶级变法失败和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这些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进行社会变革的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而取国家”。必须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基于这种认识，韩非写了《说疑》。
在《说疑》中，韩非把“禁奸”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项重大措施。“禁奸”，就是清除那些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知奸”。就是说，要善于透过假象，识破披着各种伪装的野心家、阴谋家。
韩非在《说疑》中论述了识别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手法的重要性。因为那些钻到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里头窃据要职的奴隶主贵族，都是一些极端狡猾奸诈的两面派。他们为了骗取新兴地主阶级当权者的信任，扩充自己的权力，“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韩非揭露和鞭挞了这些反革命两面派及其罪恶行径。他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用大量的材料揭开了这些家伙的画皮，并根据其活动特点把他们归纳为“取誉者”（窃取声誉的）、“移众者”（拉拢群众的）、“擅逞者”（使个人欲望得逞的）、“事威者”（弄权作威的）和“眩民耳目者”（惑乱人们视听的），称他们为“五奸”。韩非认为，必须提高警惕，从纷纭复杂的现象中认识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他劝告地主阶级的当权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清除；如若不然，就会导致“破国杀众”，“身危国亡”的悲惨后果。
奴隶主贵族阶级搞复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改变法家路线，代之以复古倒退的儒家路线。因此，他们竭力宣扬孔孟的反动思想，千方百计要人们相信，只有“克己复礼”，实行“仁政”、“德治”，按照儒家教条办事，才能治理好国家，胡说什么“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掌握政权的封建君主抛弃法家路线，执行儒家路线，放手提拔重用那些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极端反动的儒家信徒，为他们篡权复辟大开方便之门。韩非从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认识到这帮家伙是要“以文乱法”，其破坏作用就是“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用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为奴隶主阶级复辟效劳。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尖锐地指出：“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要人们看清，正是儒家的反动说教，才是祸国殃民的毒剂；只有“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才能达到“民治而国安”的目的。韩非主张，对于儒家信徒，只能排斥，不能重用；对于儒家的反动路线，只能摈弃，不能采纳；对于鼓吹儒家说教，蛊惑人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野心家，要坚决剥夺他们言论自由，制止他们的罪恶活动。在这里，韩非把对儒家反动思想的批判，提到反复辟斗争的首位，这就抓住了要害。
奴隶主贵族为了篡夺国家政权，到处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不择手段地收买人心，抬高自己的身价，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或者给人以小恩小惠，来博得人们的好评；或者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自吹自擂，在社会上沽名钓誉；甚至玩弄政客手腕，欺世惑众，骗取信任。韩非看清了他们这一套阴谋手段的危险性。他认为，如果不及时揭露和制止他们，就会使这些阴谋家“众归而民留，以誉盈于国”，国家政权某一天就有可能落入他们手中。因此，必须研究对付他们的策略，及时识破他们的鬼蜮伎俩，并战而胜之。
韩非强调，要特别警惕奴隶主贵族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罪恶活动。那些专搞复辟和颠覆的野心家，不仅有一条“克己复礼”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在《说疑》中，韩非揭露和批判了他们不惜破费家财，收买拉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从阴约结以相固”，“虚相与爵禄以相劝”。这样一股反动力量，欺上压下，封官许愿，窥测方向，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夺取国家政权，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对这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家伙，韩非历来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同他们作不调和的斗争。对其中首恶分子，则要“杀亡其身”，严厉镇压。这样做，对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捍卫法家路线，发展封建主义的胜利成果，是极其重要的。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韩非还提出要“明于择臣”，选拔坚持法家路线的人士充当封建国家的各级官吏，防止奴隶主野心家、阴谋家混入各级政权机构，特别是中央领导机构。这是韩非“禁奸”措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韩非从当时复辟和反复辟的严酷斗争中认识到，选拔官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特别严肃、慎重。作为一个法家理论家，他坚决批判和摈弃了儒家的那条腐朽不堪的任人唯亲的路线，主张：“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韩非所说的是与非，是有明确的阶级内容的。所谓是，就是“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的；所谓非，就是“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坚持什么路线，对那个阶级有利，是最重要的标准。那些诡计多端的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在韩非看来，属于“害国伤民”的“败法类”，因而在排斥之列。
选拔官吏，必须经过考察。这是韩非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对一个人的评定，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表白，也不能“以其众人之口断之”，而要通过“参验”（《孤愤》），即根据事实进行判断。韩非有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这说明他是很重视从有实际经验的人中选拔官吏和将领的。韩非认为，只有经过实际考察，才能“别贤不肖如黑白”，使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的有才干的人得到重用，防止奴隶主贵族投机钻营，谋取私利。
韩非认为，实行这条以地主阶级之法为是非标准的任人路线，非常重要。有了这条路线，就能使“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就能保证法家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国家富强，兵力雄厚，不但“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而且“一举而能服诸侯”，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创造条件。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说疑》阐发的防止和反对奴隶制复辟的理论，对于当时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开展历史性的大决战，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目标，秦始皇对韩非的理论赞赏备至。他使用法家人物掌握军政大权，镇压隐藏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对反动儒生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实践了韩非反复辟斗争的理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反复辟斗争的理论，同他其他方面的理论一样，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然而，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理论无疑具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轻视劳动人民，看不到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把反复辟斗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几个法家人物身上，更多的是寄托在封建君主身上。这种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决定了他的理论不可能是彻底的。后来秦始皇对奴隶主阶级的镇压不彻底的事实，也从实践方面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