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前进防止复辟的重要措施——读韩非《孤愤》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坚持前进防止复辟的重要措施
——读韩非《孤愤》篇
唐山齿轮厂工人理论小组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总结前辈法家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批判孔学，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一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孤愤》篇，就是阐述法家政治路线，提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关键性措施的一篇重要文章。
韩非的故乡韩国，是战国末期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一面镜子。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战国初年，韩昭侯曾起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但由于没有提出强有力的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措施，变法收效甚微，不久，奴隶主贵族就重新上台。到韩非时，已濒临国势弱小、法度坏废的境地。韩非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路线，但一直得不到采纳。面对这种局面，韩非痛心疾首，悲愤填膺。这种情绪充满《孤愤》全篇，并点在题上，格外突出。
为什么法家的政治路线在当时的韩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得不到实施？变法道路上的障碍在哪里？韩非分析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懂得了根子就在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窃据大权的奴隶主贵族。他在《孤愤》篇中，对这班“当涂之人”即当权的儒家，作了透彻的揭露和愤怒的声讨。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大肆扩充私门势力，结成朋党，搜刮民众，侵夺百姓。他们耍尽两面派手段，蒙蔽君主，破坏法治，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他们对“智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处境艰险。韩非怒不可遏，痛斥这帮祸国殃民的败类犯下了弥天大罪！
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教育了韩非，使他看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法家与儒家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韩非正是基于两个阶级尖锐对立的事实，紧紧围绕如何粉碎当权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孤愤》篇中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韩非从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的奴隶主贵族“执柄独断”的事实中认识到，不铲除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君主的大权就会旁落，奴隶主贵族就会凭借窃取的权力，“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行复辟。韩非分析了当时韩国奴隶主贵族篡权的严重性：“当涂之人”执掌着内外大权，别国诸侯、群臣、学士以及服役于君主左右的，都为他们效劳，成了他们搞复辟的“四助”，使君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他们以“巧伪人”的阴谋手段，骗取君主信任，得到“五胜之资”，而法家人士则“危于身而殆于躯”。“惑主败法”，就是这种状况的概括。韩非坚决主张“作斗以散朋党”（《八经》），用强有力的专政措施把钻进中央机构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铲除掉，在君王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富于斗争精神、坚持法家路线的法家领导集团，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领导权，防止奴隶制复辟。
为了防止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夺取政权，韩非提出了一条适应法家政治路线的用人路线。他认为，“无能之士在廷”，“愚污之吏处官”，“无功而富贵”的状况必须改变，代之以“有能而任官”，“有劳而爵禄”的用人政策，做到任人唯贤，法治严明。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官吏的“能”与“劳”呢？韩非指出，“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用法家的政治标准选拔人才，不搞任人唯亲；用法家的政治需要衡量功过，不按私意测度。韩非的这些主张，为从组织上保证法家路线的实行和防止奴隶制复辟，提供了有效措施。
韩非在阐述巩固地主阶级领导权的措施的同时，还鲜明地表达了使用地主阶级革命暴力的思想。他在《孤愤》篇中说，“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就是要用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粉碎他们的复辟活动。这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无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也是对儒家鼓吹的“仁义”、“德政”、“礼治”的公开挑战和深刻批判。韩非的政治目光所以能集中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争之世”和“多事之时”（《八说》），即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最后的大搏斗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必须“争于气力”（《五蠹》），也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并使之得到巩固和加强。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韩非提出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出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性格，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成熟。韩非关于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奴隶制复辟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无怪秦始皇在读到韩非《五蠹》、《孤愤》篇后，不禁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然而韩非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君主集权在当时是对的，但他把实行社会变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圣君明主”和“智法之士”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这就暴露出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正因为他总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不能正确认识本阶级的力量，所以他才有势孤力薄之感，发而为“孤独的愤慨”。
历史上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这类“次等的革命”（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尚且要进行如此严重的反复辟斗争，以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更要动员亿万群众，“挖上‘三道战壕’”（列宁：《论修改党纲》）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提高警惕，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