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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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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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末年到明朝中叶，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衰败没落。一小撮官僚地主加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土地兼并严重，税役苛繁，再加上连年的战祸和水旱饥荒，使得广大人民痛苦不堪。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激化。面对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他们拚命吹捧孔老二，什么“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等等头衔都加到孔老二的头上，并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学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同时，统治阶级又按照帝王宫廷的标准，对孔庙大加修缮，并特许孔庙祭祀时，用皇帝的礼乐作八佾之舞。有的封建帝王还亲自跑到孔庙去磕头礼拜。在这样一片尊孔的喧嚣声中，孔老二的后世子孙也鸡犬升天，被封为世袭的“衍圣公”，成了不可一世的贵族特权大地主。
但是，反动阶级的这些倒行逆施，丝毫不能挽救他们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北宋末年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的红袄军起义，明朝中叶爆发的由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和这股尊孔逆流的沉重打击。这两次农民起义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对孔孟儒学进行了猛力抨击，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圣地”的孔庙，以革命暴力直捣孔庙，焚毁“圣书”，在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宏伟壮丽的篇章。
早在北宋末年（金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杨安儿、李全、刘二祖等率领的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红袄军”，就在山东益都一带起兵抗金。他们“攻劫州县，杀掠官吏”（《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七），并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金宣宗贞祐二年（一二一四年），起义军攻占了山东兖州以后，直捣曲阜。他们攻占曲阜以后，放火烧掉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圣地”的孔庙。大殿和周围的房子化为灰烬，就连相传为孔老二当年亲手种下的三棵桧树也一起被毁（“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无烧孑遗。”《曲阜县志》卷二六）与此同时，当地的孟庙也被起义军一把火烧了（《曲阜县志》卷六）。
孔庙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特别是所谓孔老二的“手植桧三株”，更是被作为“圣物”看待的。而这一切在起义农民的眼中却如同粪土。起义农民怀着对孔家店的强烈仇恨，一把火把这个以“仁义”吃人的魔窟烧得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给了尊孔崇儒的反动统治阶级当头一棒。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大地主的土地兼并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广大无地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流亡农民队伍。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几十年间，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宁，农民革命再度走向高潮。
正德五年（一五一○年），在霸州文安（今河北文安一带）刘宠（刘六）、刘宸（刘七）和齐彦名、杨虎、刘惠、赵燧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明朝中期最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历时近两年，遍及河北、山东等八省。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颁发文告，以满腔的阶级义愤列举和痛斥明王朝的罪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革命力量发展很快，“旬日众数千人”，从开始时候的三十多人发展到十几万人。起义军三次进逼明朝反动统治的中心——北京，吓得明王朝统治者惊恐万状，慌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但是，起义军所向无敌，破县城上百，纵横数千里，“如蹈无人之境”，（《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杀得明军胆战心惊，使“官兵屡败，横不可制”（《罪惟录》卷三一）。不久，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杨虎、刘惠、赵燧等人率领入河南一带作战，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人率领入山东一带作战。起义军“倏忽来去，势如风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各州郡地方官吏吓得屁滚尿流。有的闭城而守，坐以待毙；有的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有的慌忙奉献军马粮草，磕头求降。（“率闭城守，或弃或遁，或遗之刍粟弓马，乞勿攻。”《明纪》卷二五）
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起义军以山东的沂、莒一带为中心，如风扫残云一般席卷山东、河北诸县。阴历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突入曲阜县城，焚烧衙门，捕杀反动官吏，镇压胆敢顽抗的土豪劣绅。孔庙所在地阙里，距当时曲阜县城西十里。这天傍晚，起义军攻下阙里，直捣孔庙。孔老二的后裔们见大势已去，匆忙逃窜。起义军进驻孔庙，他们“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曲阜县志》卷二九），并把历代反动统治者送给孔门后裔的“御赐经传”一并“焚毁殆尽”（孔庙《奎文阁重置书籍记》碑），在孔老二的反革命巢穴中大造其反，大革其命。
“秣马于庭”，这是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挑战。孔庙、孔府这所阴森恐怖的大地主庄园，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圣地”，千百年来根本不许劳动人民接近。起义农民扬鞭跃马，昂首挺胸地踏进孔庙，打翻了那一套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把“圣庙”庭院当马厩，作兵营。楼阁上下旌旗林立，殿堂内外灯火通明，一片人喊马嘶的沸腾情景。“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一页）四乡饱受孔府欺压的劳苦大众杀牛献酒，迎接义军。这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污书于池”，这更是空前未有的革命壮举。北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出于他们反动的政治需要，运用各种方式强行宣传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把孔学抬高到官方正统思想的绝对支配地位。如果对孔学稍有触犯，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在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前后，反动理学家王阳明，提出了要用破心中“贼”的办法来达到破山中“贼”的目的。就是说，要向人民灌输封建纲常伦理，解除他们的思想武装，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农民革命。但是，起义农民对反动的说教嗤之以鼻，他们把儒家的“金科玉律”统统扔进了臭水坑。这个行动最鲜明地表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孔孟之道的极端鄙弃，是对封建政权及其精神支柱的打击。
起义军在向北转移之前，把孔庙中的祭祀器具都砸个粉碎（《曲阜县志》卷二九）。祭礼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孔老二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因此，孔庙中的祭器就成了不可亵渎的“圣物”。起义农民把它作为打击的目标，说明了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尊孔祭孔的丑剧极端反感和蔑视。
起义军在转移的路上，经过泗河南岸，还捣毁了洙泗书院，焚烧了书院的大门（“又焚洙泗讲堂之门”《曲阜县志》卷二九）。孔老二当年周游列国，贩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曾经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累累若丧家之犬”地滚回了老巢曲阜。但他贼心不死，继续在泗河边上聚徒讲学，造谣惑众。后来的反动统治者便选定这个地方修了个洙泗书院，作为宣扬孔孟之道、欺压劳动人民的场所。起义农民一把火烧掉了洙泗书院的大门。当时，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重开溷沌之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的革命口号，反映了广大农民决心挣脱反动精神枷锁，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出一个新天地的豪情壮志。农民起义军正是以这种革命精神无情地冲击了地主阶级统治的“溷沌之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孔孟之道进行严厉的批判。
起义军在正德六年秋天和次年春天又接连两次打到曲阜，捣毁孔庙。起义军的革命行动，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孔家店的威风。一小撮封建余孽如丧考妣，哀叹道：“族属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孔庙《城阙里记》碑）昔日淫威无比、称霸一方的孔家大地主，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个把利令智昏的反动文人跳出来，摇唇鼓舌，横加指责，叫嚣什么“晓盗以大义”（《曲阜县志》卷二九），受到了起义军的坚决镇压。为了保护孔庙，明朝政府急忙调来军队进行疯狂反扑，结果被起义军杀得“望风辄溃”，一败涂地。农民起义军打进曲阜孔庙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圣地”，使反动阶级深以为惧，惊呼“国家二百年，‘盗贼’倡乱，未有甚于此‘寇’者”（《国榷》卷四十八）。被农民起义军吓破了胆的封建统治者，马上奏请皇帝修建阙里城。他们把曲阜县城从十里以外迁到阙里，动用十多万民工，耗银数万两，历时九年，筑起了高城深池，把孔家店围得水泄不通。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爆发决非偶然。这两次农民起义都把反动统治阶级的“圣地”——曲阜孔庙作为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阶级矛盾十分剧烈的情况下，反动统治阶级都要用孔学作为维护他们统治的精神支柱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孔庙”正是他们进行这种精神统治的象征。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就必然要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这个罪恶的“圣地”——孔庙。红袄军和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敢于踏碎孔庙“圣地”，“重开溷沌之天”，这种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长远传流，不断地鼓舞着后来农民革命的反孔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