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统一巴蜀是法家路线的胜利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秦国统一巴蜀是法家路线的胜利
四川大学　洗著
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国统一了四川地区，此后对这个地区大力开发。这是秦统一中国的重要一环，也是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奉行法家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研究这段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
进步路线指引下的统一
四川是祖国一块富饶美丽的地方。在古代，这里生息着巴人、蜀人和其他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部族、部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跟中原的联系还不密切；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远比中原落后。
在秦统一四川之前，巴人和蜀人在这里建立了两个奴隶制王国：蜀国统治川西、川北一带，以成都为中心；巴国占据川东、川南一带，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古书记载：“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巴人的大酋长）兵强，结好宴饮，以税氏五十人遗（wèi，音卫，赠送）廪君。”（郑樵：《通志略》）这就是巴、蜀奴隶社会的一个明证。后来出土的巴、蜀遗物中很少有农具，没有或很少铁器，这说明当时巴、蜀都还处在青铜器时代。射猎、畜牧在巴人的经济生活中还占着很大的比重。在文化上也很落后。《蜀王本纪》说：“是时人萌（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野蛮的奴隶制度，是巴、蜀落后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必须结束奴隶制度，并且与祖国其他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
与巴、蜀接壤的比较先进的封建王国有两个：秦国与楚国。蜀国与秦国关系较密切，巴国与楚国交往较频繁。楚国也有兼并巴、蜀的企图。楚威王就曾经派将军庄蹻带兵，循长江而上，到巴、蜀、黔中以西的地方，直到今天的云南。但因为楚国封建改革不彻底，奴隶主贵族势力很大，未能使巴、蜀、滇连成一片。继楚威王之后的楚怀王更是昏庸软弱，排斥法家，任用宗室奴隶主贵族。因此，统一巴、蜀的机会落到了秦国手里。
秦国自秦献公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变法革新，大大地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使秦国从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制强国。此后秦国的历史尽管有过暂时的曲折和局部的复辟，但法家路线基本上占着主导地位。正是在法家路线的指导下，秦国进行了统一和开发巴、蜀的事业。
公元前三一六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当时蜀国正是开明王朝。蜀王把他的弟弟封在葭萌（葭jiā，音家，在今四川昭化东南），号苴侯（苴jū，音居）。苴侯与巴王结好，而巴与蜀是世代敌国，因此蜀王起兵攻伐苴侯。苴侯跑到巴国，与巴求救于秦。秦大将司马错以“富国”、“强兵”为理由，坚决主张伐蜀。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增强国家实力、加强封建统治的愿望。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有利于发展封建制度的进步思想，它与儒家“去食”、“去兵”，妄图削弱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反动主张是针锋相对的。不仅如此，司马错还把统一巴、蜀与统一中国联系起来，提出：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全国的要求。以后的事实证明，司马错的这些看法是很有远见的。秦惠文王同意了司马错的意见。当年秋天，张仪、司马错等带兵从石牛道（从今陕西汉中经勉县到四川广元朝天驿的小路）伐蜀。蜀王率领军队到葭萌抵抗，大败，跑到武阳（今彭山县东）被秦军杀死，蜀国灭亡。张仪、司马错等乘胜攻巴，俘虏巴王，灭掉了巴国。从此，四川这块地方并入秦国，四川地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秦并巴、蜀的战争是一场进步的战争。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社会主义与战争》）秦并巴、蜀的战争，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巴、蜀奴隶主的斗争，是进步的封建制度对野蛮的奴隶制度的斗争。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摧毁没落的奴隶制度和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正义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在客观上不但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巴、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它是进步的统一战争。
统一以后的改革和进步
统一巴、蜀之后，秦王朝有步骤地在四川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改革，逐步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原来大小奴隶主分裂割据的状态。公元前三一四年，在原巴国地区设置了巴郡。对土著的巴人基本上还是用其原有的君长进行统治。《后汉书》说：“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娶）秦女。”不过，这些君长是在封建国家控制下，受郡县的管辖，这与过去奴隶主全面统治的情况是不同的。对蜀地，则完全排除了蜀国的奴隶主，由秦国中央直接统治。最初是采用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方式，封秦国的公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同时又以张若为蜀守。公元前三一一年，在今四川汉源一带的丹、犁两个部族臣服于蜀，蜀相陈壮与丹、犁勾结反叛中央，杀掉蜀侯通。第二年（前三一○年），秦武王派甘茂、司马错等人带兵平定了这次叛乱，又封公子煇（hui音辉）为蜀侯。过了十年，公元前三○一年（秦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又发动叛乱，昭襄王派司马错等再次伐蜀，杀蜀侯煇，封其子绾为蜀侯。公元前二八五年（昭襄王二十二年）蜀侯绾又谋反，被秦杀死。三十年中，分封的侯、相三次反叛，而郡县的守宰却始终稳定。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分封制是造成分裂割据的一大祸根，也充分显示了郡县制的优越性。蜀侯绾谋反被杀后，秦昭襄王便废除了蜀国，改置蜀郡。至此，郡县制在四川地区最后地巩固下来。这是法家路线的胜利。秦在四川共设两郡、三十来县，统治的范围西面达到今阿坝州、雅安地区及西昌地区。秦始皇时代，还从蜀郡打通今云南西北一带，设官吏统治。郡县制的实行，对于巩固四川地区的统一，加强四川与祖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发展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改革政治制度的同时，也进行了社会制度的改革，用封建制逐步取代巴、蜀落后的奴隶制。这一过程主要是用汉族的先进社会制度与文化影响土著居民来完成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移民。公元前三一四年（灭蜀后的第三年）“移秦民万家”充实蜀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也曾迁徙上郡（今陕北一带）的人民充实临邛（今四川邛崃）。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更是大规模地把东方六国的贵族、豪强、工商业奴隶主、罪犯以及其他汉族人迁移到四川各地，一方面削弱六国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一方面开发四川。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四川地区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文化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秦的统一和汉族的移民给四川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封建制度。秦昭襄王时蜀守李冰在川西主持兴修水利，“为民开田”，说明在四川发展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样就造成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造成了一批新的地主、自耕农民和佃农。
封建制的赋税制度的推行是社会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秦对四川地区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制的赋税制度，有“租”（土地税）、有“算”（人口税）、有“更”（力役）。这种赋税制度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反映。在这些社会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四川大部分地区逐步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统一和改革促进了生产
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秦国很重视四川地区的经济建设。“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是商鞅的观点。基于这一观点，秦国在四川大力开垦土地，兴修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发展农业，增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四川地区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同时，手工业也有发展。当时煮盐和炼铁是与国计民生关系最大的两项手工业。灭蜀之后不久，张仪、张若就在成都设置盐铁市官。汉人的大量迁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技术。地方官府对盐铁业也有一些建设，李冰主持“穿广都盐井”就是一例。全国解放后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发掘的巴人墓群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早期的墓坑，金属器物只有铜器，没有或很少发现铁器；而秦并巴、蜀后入葬的墓坑，多有秦惠文王二年后秦国使用的铜钱——“半两”钱，铁器越来越多；到西汉时代的墓葬，铁器便逐渐取代了铜器。这说明，秦的统一使巴人、蜀人从铜器时代迅速跃进到了铁器时代。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大量使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到西汉时代，全国设铁官的郡邑四十四处，四川地区占三处；全国设盐官的郡邑三十二处，四川也占三处。可见当时四川的盐铁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当时四川地区的其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一九七二年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秦统一后入葬的巴人墓，出土大批精美的铜器，其中有一套完整的错金编钟（共十四个），还有错银兽头饰件、镂空双龙纹方铜镜、错银云水纹铜壶等，这在全国同时期同类文物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西汉时四川的金属器制造业及纺织业驰名全国，有“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的说法。这应该是奠基于秦代的。
秦对四川的经营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的建设。原来巴国的国都江州（今重庆）、蜀国的国都成都及旧都郫邑（今郫县）都没有城廓。秦并巴、蜀后，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修建城市。公元前三一一年，张仪、司马错、张若筑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又在大城的西边修筑小城，建筑和街市布局式样与秦国首都咸阳相同。同时还修筑了郫城和临邛城。这就是当时川西的三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建设对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到西汉后期，成都人口达到七万六千多户，二、三十万人，成为户数仅次于西汉首都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在秦统治时期，四川的水陆交通也有很大的发展。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绕，交通阻绝，这是四川地区原来比较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昭襄王后期，在丞相范睢主持下，为了进一步打开关中与巴、蜀之间的通路，在宽达数百里的秦岭、巴山高山深谷之间，傍山凿洞，架木为路。这就是著名的“栈道”。当时人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这项艰巨的工程，使四川与内地的交通比以往便利多了。当时这一带的交通线，有褒斜道、故道、石牛道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开拓西南疆土，又派常頞在四川西南和云南东北之间的山地凿通“五尺道”，方便了人民的来往，有利于边疆的开发。随着水利的兴修，水路交通也有所发展。如李冰主持“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史记·河渠书》）；还主持凿平岷江险滩，通正水道，也促进了岷江的航运，使长江水运发挥出更大作用。
经过秦国和秦朝一百多年的经营开发，四川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到西汉时代，已经全面地赶上了全国其他先进地区。这一事实说明，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导之下，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只有在全国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才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反过来，地方的发展又可以对于全国的统一和进步起促进的作用。
在秦统一巴蜀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曾经有一些野心家割据四川，搞独立王国，但四川的统一于全国，始终是历史的主流。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分裂革命队伍，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但是，这样的阴谋决不可能得逞，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地前进。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巩固、加强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