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曹操的用人路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谈曹操的用人路线
上海中华造船厂工人　刘绪沅
曹操为了推行法家路线，写过三篇“求贤令”（即《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阐述他“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
《论吏士行能令》，作于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文章一开头便列举了孔融的谬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拿它来作为批判的靶子。孔融是孔老二的二十代孙子，是当时反动儒生的代表人物。他拚命鼓吹“依旧制”，开口闭口不离“德行”，企图以此为理由，阻止曹操按法家路线选拔人才，以便维护世族豪强地主的专权独霸地位，继续搞分裂，搞倒退。儒家所说的“德行”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说穿了一钱不值！汉末，豪强地主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以族举德，以位命贤”，越是反动的世家豪族，越被称为最有“德行”的人。当时还搞了“查举制度”，“查举”的根据是“乡议”，而评定人物、选举人才的舆论和权利，又都垄断在孔融这类豪强地主代言人手里，查来举去，举的都是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这种人，只有搞倒退、搞分裂的本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德行”。
曹操驳斥了孔融的谬论。曹操代表的是当时受豪强地主欺压的庶族地主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要“兴国”、“治天下”，完成统一事业，要打击豪强地主的割据势力。因而他的用人标准，就不是儒家的什么“德行”，而是法家的“功能”。也就是说，要重用那些能为实现法家政治路线作出贡献的人。曹操在《论吏士行能令》中，引用并发挥了管仲的“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等法治思想，矛头直指孔孟之道。
写《求贤令》的时候，曹操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却未能统一全国，所以文中说：“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比起七年前写的《论吏士行能令》来，这篇《求贤令》写得更加鲜明、有力了。曹操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一个是被儒生们捧为“寡欲恬淡”、极有“德行”的孟公绰，一个是被儒生们骂为“不廉不洁”的管仲。前者徒有虚名，对社会毫无用处；后者却帮助齐桓公实行变革，建立了大业。曹操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明确地表达了他尊法反儒的立场和观点。他提出：要“唯才是举”。正如“德”不是抽象的概念一样，“才”也是有具体内容的。在曹操看来，“才”就是：一要“明达法理”，即理解和坚持法家思想；二要有真才实学，或能打仗，或懂屯田，或通刑法，等等。这样用人同代表世族豪强的儒家的“任人唯亲”路线是针锋相对的。
在写这篇《求贤令》前，曹操坚决镇压了孔融。曹操一面大力举荐能够帮他实行法治的文武将才，一面坚决镇压搞分裂、搞倒退的反动儒生，干得是很有点魄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写《举贤勿拘品行令》的时候，曹操已经六十三岁了。文中凝聚着他一生中尊法反儒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篇令文中，曹操列举了“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的管仲、吴起等法家先驱和法家代表人物，毫不含糊地将这样的人称为“至德之人”，并要人们大力举荐当代的这样的人，“勿有所遗”。曹操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一种以法家路线为标准的“德”，与孔孟之道所鼓吹的“德”完全相反。他严正地批判了儒家虚伪反动的“德行”说，大力提拔那些虽然被世族豪强认为“负污辱之名”，然而在法家看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至德之人”。曹操正是凭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去努力完成他的革新和统一的事业的。
曹操的“唯才是举”当然有其阶级局限性，他“举”的“才”出不了地主阶级的范围。他还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就是说在完成当时的统一事业以后还是要采取儒家用人路线。封建社会中期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是难以把法家路线贯彻始终的。
在曹操与孔融的斗争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政治路线上的对立和斗争，总要反映在不同的用人路线上。孔融一伙要搞分裂，搞倒退，就必然要“任人唯亲”，网罗反动势力。林彪一伙也是这样干的。用历史的镜子一照，我们就更能看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