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水清清渭水浑——评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的几首诗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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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水清清渭水浑
——评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的几首诗
广西教育学院　宁学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两句使唐代中叶当权的儒家非常头痛的诗，是著名法家刘禹锡写的。
唐代中叶，阶级斗争、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公元八○五年发生的以王叔文为首的法家政治集团的政治改革运动，不到六个月就失败了。宦官、大官僚、大地主守旧势力进行了猖狂的反扑。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后病死，参加革新的另外八个主要成员，也都被贬逐到边远的地方去做司马。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十年之后，“八司马”中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等五人被召进京。这些法家人物经受了十年的折磨，仍然坚持斗争。他们对把持朝政的腐儒、俗儒深恶痛绝。刘禹锡到玄都观走了一圈，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对当权的儒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反动势力出于对法家的刻骨仇恨，决定把他们再次贬到边远的地方去，让柳宗元到柳州，韩泰到漳州，韩晔到汀州，陈谏到封州，而给刘禹锡一个最荒凉的地方——播州
（今贵州遵义）。柳宗元对此愤愤不平，马上写奏章，要求同刘禹锡对调。在大臣裴度的支持下，将刘禹锡改贬连州。
他们二月进京，三月就被贬出京城，刘禹锡跟柳宗元同道，一路上唱和很多，依依不舍。六月，柳宗元到了柳州。他的第一首诗就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登上了柳州城楼极目远望，遐思联翩。革新失败已经十年了，革新的抱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想到王叔文、王伾的死，想到“八司马”的遭遇，不禁茫茫愁思涌上心头。接着，他以“芙蓉”、“薜荔”这样的香花芳草，比喻主张变法革新的进步势力；以“惊风”、“密雨”暗指当权的儒家反动集团；以“惊风乱飐”“密雨斜侵”，隐喻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保守势力对革新势力的迫害，从而抒发了刘、柳等五人被流放到边远荒凉的“百越”后的悲愤。残酷的政治迫害并没有使柳宗元屈服，战斗的友谊鼓舞着他要透过千里重遮的岭树，看一看漳、汀、封、连四州的战友，向往着十年前的革新活动。柳宗元此时虽然面对蜿蜒的江流而愁肠百结，但这愁，不是个人宦途失意的哀伤，而是对革新失败的痛惜。这种感情激励着柳宗元沿着革新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他说：“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到柳州之后，他改革弊政，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
对于贬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元和十四年，韩愈为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左迁”途中，他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诗中说自己本来是“欲为圣明除弊事”，所以才
“一封朝奏九重天”，没想到却落了个“夕贬潮州路八千”的下场，真是冤哉枉也。尽管如此，韩愈还一再向宪宗哀求，希望“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再给个大官做。他在诗中还哀叹“云横秦岭家何在？”“好收吾骨瘴江边！”说来说去，无非是个人的生死荣辱。
韩愈诗中“雪拥蓝关马不前”的那种畏缩和胆怯，跟柳宗元为革新事业而忧伤，为关怀战友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诗中看，一个是叙革新失败后的悲愤，写战友互相关怀的真情；一个是鸣冤叫屈表忠贞，想家想官想后事。韩诗与柳诗的思想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柳宗元慷慨激昂，写得很有气魄；韩愈则哭哭啼啼，摇尾乞怜，写得灰溜溜的。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柳宗元不幸困死柳州。但是，刘禹锡等人在法家政治路线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又过了九年，刘禹锡才被召进京，途中在扬州碰到了白居易。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对刘禹锡的被迫害表示同情和慰问。刘禹锡也即席赋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首先抒发了被贬斥的二十三年中，转徙于巴山楚水之间的无限愤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禹锡不悲观，不颓丧，不信天命，不怕迫害，顽强地坚持斗争。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反动儒家对法家代表人物的迫害，既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也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决心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继续斗争。
刘禹锡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京师。这次进京，他又写了
《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前次把喧嚣一时的儒生讥刺为趋炎附势、红极一时的桃花，表现了他对反动儒家的蔑视。但是，曾几何时，不仅“桃花净尽”，就连“种桃道士”也销声匿迹了。那些反对革新、坚持儒家路线的反动儒生，虽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而“前度刘郎”今日又以大无畏的战斗姿态回到京师了。
韩愈一到潮州，就马上写了一个《潮州刺史谢上表》。宪宗看了以后，很受感动，说：“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于是立刻把他调到了比较近的袁州，不久又调回京师任国子祭酒。韩愈对此感激涕零，再次向反动统治者表示忠贞，说：“食罢无所报，空然慙汗仰皇扃”。他一想到浩荡皇恩无以为报，简直惭愧得满身淌汗了。这同法家刘禹锡的进京，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柳宗元、刘禹锡的思想和作品，也都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但是，从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对贬官、复官的态度以至诗的境界、风格等等来看，真可以说是泾水清清渭水浑，儒法两家的界限还是十分鲜明的。艺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法家的诗境界高，气势雄浑，战斗性强，这首先是由主张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儒家的诗境界低，灰溜溜的，同样也是由他们主张保守、倒退的政治路线决定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把韩愈的诗与柳宗元、刘禹锡的诗一对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个伟大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