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四快一慢战术”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批判“四快一慢战术”
钧迅
“四快一慢战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所谓“六个战术原则”中的一个重要“战术原则”。林彪说它是实现“一点两面”的“关键”和“保证”，并把它规定为各级指挥员都要遵守的“共同的原则”。“四快一慢”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林彪自己的解释，“四快”就是“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一慢”就是“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林彪特别强调说，“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可见，“快”是假的，是用来掩盖“慢”的。所以人们说它是“一慢战术”。这个“战术”从消极保守的作战思想出发，对抗毛主席关于“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作战原则和战役战斗上速决战的方针，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其实质是右倾怯战。
消极避战的“战术”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是我军战胜敌人的一条重要经验，它是建立在积极歼敌的基础之上的。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规定“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完全是从消极避战出发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目的，是我军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显而易见，这种准备是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四快一慢战术”的所谓准备，是林彪畏敌怯战的遮羞布。一九四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什么：过去如果积极歼敌，就会“吸引很多国民党军队到关外来，过早打就过早背，这对东北不利”。林彪这段话，不打自招地供出他“慢”的目的是让别人挑担子，自己拣便宜。
从积极歼敌的思想出发，毛主席一贯主张采取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是反对速决战的。我军历史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是实现战略上持久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速决战才能大量地消耗敌人，壮大自己；只有速决战才能吃掉敌人一路以后，迅速转移兵力再及其他；只有速决战才能各个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或避开敌人的增援部队。这样，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将敌人打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也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但是，这种速决战要有很多条件来保证，战机就是一个重要条件。“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抓住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战时机，打敌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然而这种战机是稍纵即逝的。因为敌我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敌人一旦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就会力争摆脱不利，陷我于被动。所以，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都必须善择战机。列宁指出：“贻误时机或张皇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毛主席指示我军“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机是速决战不可缺少的条件。否定战机就是否定了速决战。林彪说什么“迟一点不要紧”，“不要害怕由于准备产生的新困难”，一不怕“敌人工事加强”，二不怕“敌人增援”，三不怕“敌人跑了”，等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战机。作战的目的首要的是消灭敌人，敌人跑了怎么消灭？林彪说什么：“敌人跑了，就没有仗打”，这就一语道破了他“三不怕”的天机，原来是为了不打！林彪口头上也曾叫嚷：敌人“不论增援十个师、二十个师、三十个师，我们都要打，而且一定能打胜仗”。可是一九四八年他用七个纵队打锦州时，得到锦西之敌增加五个师的消息以后，就吓得要跑。可见他表面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林彪叫嚷不怕敌人增援，是用来粉饰他消极避战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的。
为了避战，林彪极力叫嚷发起总攻击的时间要慢，说什么：慢这个东西，“也能够变成战胜敌人的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用费钱就可以买到的”。真是奇谈怪论！我国古代军事家诸葛亮在《兵要》一文中，曾经指出：“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林彪迟疑坐困，坐失歼敌良机，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积极歼敌的思想出发，我军作战准备的程度与时限总是服从作战的需要。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却反其道而行之。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乘敌之隙，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这就要求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情况，审时度势，适时发起攻击。有时为了抓住敌人的过失和不意，将其迅速歼灭，我军要边走边准备，边打边组织。而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却根本不顾敌我双方行动的客观基础，把准备时间公式化，规定这个要准备“七天”，那个要准备“十天”，还说什么“攻击准备时间必须超过战斗经过的时间”。战斗还未打响，林彪就已确切知道战斗经过的时间有多长！这是典型的先验论和机械论。战场上的情形是千变万化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仅一个月，蒋介石就纠集了三十万人马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三万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奋勇迎敌，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打得敌人饥疲沮丧，最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如果按林彪所谓“攻击准备时间必须超过战斗经过的时间”，必然使我军失利。我军的作战历史是对林彪消极避战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假准备的“战术”
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也讲什么“准备要快”，但是他讲的“准备”，与我们所讲的“准备”，是完全不同的。他那个“准备”，实际上是假准备。
从我军作战的经验来看，作为指挥员，十分重要的作战准备是基于敌我双方的情况、我军总的作战方针，决定如何掌握优势，夺取主动。因此，对于了解情况，确定任务，部署兵力，组织协同，政治动员，后勤保障，群众配合等等，“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第一仗打胜了，敌人将如何动作，我军第二仗第三仗乃至最后一仗怎样打，都应有一个大体上的考虑。而林彪所谓的准备包含些什么内容呢？一曰“捆炸药、扎梯子、搞沙袋”，等等；二曰“讲几句话使大家紧张起来”；三曰“休息一两个钟头”，“喘一口气”。至于全战役和各个战斗阶段的事先周密计划却只字不提。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战术”，有准备之名，无准备之实。这与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准备，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
战斗准备和胜利把握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准备得越充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指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所说的准备，一方面，是把我军的胜利建立在我有把握取胜的物质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优势和主动。它是主观和客观的高度统一。而林彪的所谓战斗准备，讲的只是“快”和“慢”的问题，割裂了准备与有把握取胜的有机联系。他既不讲优势兵力、良好阵地、人民支援等重要条件，更不讲指挥员在战争中自觉的能动性，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乘敌之隙，攻其不备。这就完全失去打胜仗的把握条件。如果按照他这个所谓准备去做，就不是什么“包打胜仗”，而是包打败仗。
毛主席指出：“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这就是说，我们所进行的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都要争取做到有准备有把握。而林彪只讲总攻前的准备，不提战斗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准备，反对打退却之敌也要有准备。他胡说什么：“对退却之敌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就是了”，“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真是荒谬之极！敌人退却有真假之分，不进行侦察准备，就容易上敌人圈套。早在一九三六年，毛主席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了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的故事，教导我们对退却的敌人也不可冒险直冲，主张追击敌人，必须查清敌人是真退却才开始追击。林彪主张不要侦察，不要准备，乱撞乱碰，完全违背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作战原则。
破坏集中统一指挥的“战术”
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竭力鼓吹：“没准备好不执行命令，不打是对的”，“上级催骂，派通讯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他以准备为借口，破坏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暴露了他抛出“四快一慢战术”的险恶用心。
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能步调一致，夺取战争的胜利。服从集中统一的战场指挥，是我军每个指战员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严肃指出：“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由于游击区各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了相对的集中统一指挥，使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我军整师整军地歼灭敌人，是大兵团作战，要求更高的集中统一指挥。上级和下级，前方和后方，正规军和游击队，这一兵种和那一兵种，担任主攻方向的部队和助攻方向的部队，担任突击方向的部队和箝制方向的部队，都要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如果按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做去，谁想快就快，谁想慢就慢，我军各部队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这就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局。下棋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形，作战也是一样，某一重要环节出了毛病，就会影响整个战争进程。毛主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一原则。他胡说什么：“如果为了配合作战，其他方面都已打起来了，自己未准备怎么办呢？这时可用第二梯队的一部兵力来佯攻”。很显然，林彪这是鼓吹打滑头仗，鼓吹军事分散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照林彪的主张去做，势必形成上下不照应，左右不协同，你打我不打，锣齐鼓不齐的局面，战争的胜利就会化为乌有。
毛主席曾经指出：作战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林彪抛售“四快一慢战术”，是他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丑恶表演。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第二年一月，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令五申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是一九四八年二月，林彪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四快一慢”的报告，狂吠什么对上级的命令“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他就是这样干的。可见，林彪是以“准备”为幌子，制造借口，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从“四快一慢战术”抛出的时机到它的具体内容，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林彪的这个“战术”，完全是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其实质是坐失战机，破坏全局，消极避战。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武器，把林彪所谓的“六个战术原则”批深批透，批倒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