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孟轲的“民为贵”这张画皮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剥开孟轲的“民为贵”这张画皮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家路线，先后夺了奴隶主阶级的权，登上了政治舞台，逐步建立了封建制度。在这一社会大变革中，各国的奴隶主阶级垂死挣扎，反攻倒算。孟轲自命为孔丘的继承人，他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全面地疯狂地攻击法家路线，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一面大骂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的统治者是“暴君”，一面极力鼓吹“民为贵”，叫嚷统治者要“与民同乐”、给“民”以“恒产”，等等。孟轲所说的“民”，是指当时社会上的哪种人呢？他所说的“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又是指的谁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历史上一切推动社会前进、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和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凡是阻挡社会前进、阻挡历史发展的阶级和阶层，都是人民的敌人和革命的对象。战国时期正是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广大奴隶和被压迫的劳动者不断进行起义斗争，从根本上摧毁了奴隶制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夺取了政权。当时，广大奴隶、农奴、农民以及新兴的地主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奴隶主贵族则是旧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是革命的对象。
“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新兴地主阶级要确立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推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要巩固新的政权，就必须严厉镇压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并剥夺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战国初期吴起在楚国变法，把世袭三代以上、对新政权无功的奴隶主贵族，遣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开荒。商鞅在秦国变法，实行奖励耕战政策；同时强迫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劳动，提拔在耕战中有功的人
（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做官吏。其矛头所向，也是享有特权的奴隶主贵族。当时的一些奴隶主贵族，在经济上失去了“井田”的“谷禄”，在政治上失去了世袭的“爵位”，就叫骂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苛政”、“虐政”。孔老二编造故事大骂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苛政猛于虎”，孟轲声嘶力竭地嚎叫“虐政”、“虐民”，正是为这部分失去特权的奴隶主贵族喊冤叫屈。可见，孟轲所说的“民”，其实就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即孔老二所说的“逸民”。他所鼓吹的“民为贵”，不过是“举逸民”的变种而已。
孟轲为了恢复他所代表的“民”的“天堂”，还提出了不少具体要求。
孟轲叫嚷，统治者必须“制民之产”，要使“民有恒产”。他说，民有了“恒产”就可以上养父母，下养老婆孩子，年老的可以吃肉穿帛，年青的可以进官学（庠序）念书。什么是“民”的“恒产”呢？孟轲不打自招地说：“方里而井。”这就是说恢复“井田”。“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复“井田”，就是恢复奴隶主的“恒产”，复辟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孟轲指责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使“民”失了“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这是说，“民”失去了“恒产”，就没有“恒心”了。没有了“恒心”，就什么坏事都干，以致犯罪，然后统治者又要用刑法惩处他们，这岂不是有意陷害“民”吗？
孟轲越是巧舌如簧，他所说的“民”的阶级内容就越是暴露得清楚。在奴隶社会里，有“井田”、“恒产”的是哪些人？年老的非吃肉不饱，非穿帛不暖，年青的可以到官办的学校念书的又是哪些人？是广大奴隶吗？绝对不是。在奴隶社会，奴隶不仅没有“恒产”，连自己和妻子、儿女都是奴隶主的“恒产”，他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可以被奴隶主随便买卖和杀害。奴隶根本没有到官学里去念书的权利。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奴隶主贵族由统治阶级变为被统治阶级，失去了“恒产”，失去了“天堂”。孟轲为了替这些奴隶主贵族搞复辟、搞倒退的反革命行为作辩护，竟无耻地打起“为民请命”的招牌，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些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离娄上》）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灭亡，时刻图谋削弱以至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孟轲还攻击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不能
“与民同乐”，胡说西周奴隶主周文王能“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这更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只能是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论国家》）墨翟就在《节葬》篇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近代发掘的殷周古墓中殉葬奴隶的白骨多达上千具。这是奴隶主大量残杀奴隶的铁的见证。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在奴隶的脸上打上烙印，或用木枷把奴隶锁起来，用绳子拴在一块。劳动时有人监工，不劳动时和牛马一样被关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奴隶和奴隶主能“同乐”吗？凡有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同乐，剥削阶级的享乐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痛苦和灾难的基础之上的。孟轲宣扬“与民同乐”，是为了美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并且想要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恢复奴隶主的特权，与这些“逸民”同乐。其实，在奴隶制社会里，大、中、小奴隶主之间也是等级森严，难以“同乐”的。最大的奴隶主头子“天子”才可以看六十四个人的舞蹈，诸侯只许看四十八人的，大夫只许看三十二人的。谁要是越了级，那可不得了！
鲁迅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个批判对孟轲同样适用。孟轲所谓的“民”，不仅不是劳动人民，也不是新兴的地主阶级，而是当时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所说的“民为贵”，就是说奴隶主贵族最“宝贵”。他所说的“君为轻”，就是说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要轻视。
孟轲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一方面为被赶下台的奴隶主贵族鸣冤叫屈，另一方面对新兴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攻击。这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孟轲所不同的就是在他的屁股上，深深地打着的是奴隶主阶级的纹章。
从孟轲到历代反动派，为了反对变革、反对前进，搞复辟倒退，无一不是打着“为民请命”的破旗，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妄图欺骗广大劳动人民。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是这样，以后的彭德怀、刘少奇也都是这样。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这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在效法孟轲的阴谋手段方面比起他的先辈来更加恶毒。他打起“为民请命”的幌子，疯狂地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伙提出的所谓“民富国强”的“民”，就是那些被无产阶级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民富”就是要这些反动家伙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和压迫工农大众，叫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批林批孔运动更加擦亮了我们的眼睛。谁要让反动阶级的“逸民”再爬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将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