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莫斯科性格》学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人民文艺

　　向《莫斯科性格》学习
洪深
如果在戏剧方面也不妨有几出“干部必看”的演出正像在理论方面有若干册“干部必读”的书籍的话，那么这次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已译成为国话的苏联梭弗洛诺夫的于一九四八年获得斯大林奖金首奖的话剧“莫斯科性格”必然会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出罕有的喜剧。如莫斯科小剧场艺术指导Ｋ左波夫所言，“这个剧本……如此愉快……如此乐观……这是一出诗的喜剧，这是一出纯粹的喜剧……它使人相信我们的生活，相信我们的现实，相信我们的未来，相信我们赖以生活和用以呼吸的那种思想。”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它的主题是十分现实的。它的主要的自我批判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生产竞赛中，可能个别发生的某种“本位主义的倾向”。
就剧本而言，这部剧有三个特点。第一，全剧没有一个反派人物。不论在工作上有本位主义倾向的某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长波达波夫，或是在做人上有本位主义倾向的厂里的计划部主任蔡崔夫，这两位被批评的人物，都和寻常所谓反派完全不同。波达波夫的拒绝接受纺织厂大批印花机的定货，决不是那腐败社会中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风。他是一个能干而努力的工作者；由于他的领导，以及全厂人员的奋发，产量不断增高，经常在突破定额。上个月的生产百分率就是一三七；他们正用全副气力执行被规定的任务，为农业机器制造工业供给机器工具，而想要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五年计划。诚然，波达波夫是有错误的，他企求他那厂能够立功，因此他不免只为一厂的任务打算，而不能为别厂的任务也打算一下，譬如说纺织厂——去给人家帮助，使人家至少也能在四年之内完成五年计划，即使不必是三年半吧。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也还是不无理由的。一切生产是有计划性的。原来的计划是为重工业生产工具。现在要他为了轻工业而改动计划，难道他就不可以提出意见？而他的意见就不应该被尊重被考虑么？
至于蔡崔夫，也不是中国舞台上常见扮演的那种专事奉迎，揣摹，博取上级欢心，一切向上级推诿而自己怕负责任怕担干系的小官僚。他是诚挚的忠实于上级的。上级的决定，在他认为是正确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反对，更不会在背后表示相反或不同的意见。他的错误是考虑问题不够深刻不够原则，太容易受波达波夫的影响；有一个时候几乎像是无原则的服从。所以在他开始明白时（第三幕区委开会时），就会有那些自相矛盾不知所措的可笑的表现。
两个人到后来都改正了错误。波达波夫和蔡崔夫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党的决议对我就是法律”。在区委书记波罗左娃提议“请部里批准工具机制造厂接受制造莫斯克维契机器的订单，波达波夫同志要立刻准备制造这种机器”的时候，波达波夫未有异议——其后，他果然努力执行这个决议，而且把“两大笔订货”同样胜利完成。不过，在这里有一事应当特别指出：就是，区委的决定并不单纯是行政上的调剂，要求工具机制造厂自我牺牲地延缓他们的突破定额的计划去帮纺织厂的忙。开会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决定呢？为了工具机制造厂的高级技师克利伏胜，在“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批订货的可能性”，又“仔细研究了一下问题中的这个机器”之后，以为接受这批印花机订货，尽管“要引起重大的困难，并且事实上也会使主要计划脱节一个时期”，但如果“改进技术，把一些现在用手做的工作机械化”，“造些新的”“有高度生产力的装置和器械”，“再改进运输”，他们“能够接受这批订货”，“而且决不会破坏其它的工作”——“可出两种不同的机器”，仍然不致妨碍三年半完成五年计划。（注：括弧内系引第三幕对话）因为有这样一个保证——他们，波达波夫与蔡崔夫在内，都信任这位高级技师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波达波夫，以及蔡崔夫，是被真理说服了的；所以接受决议，改正错误，丝毫没有勉强或不愉快。他们虽然被批评，但绝不是反派。
第二，这出戏写得十分有风趣；从头至尾能使观众发笑，而且就在粲然之中注意了事物的缺点。但这是真正的高级喜剧，没有牵强，没有做作，没有低劣趣味。有时可笑的是一种情境——例如波达波夫因为他的妻子葛利尼娃在开会时批评了他，便负气不回家，多日住宿在厂里，但因袜子破了衬衫脏了，没得替换，托人去拿又拿不来，不得不自己回家去和她见面……之类；有时可笑的是一些行为……例如蔡崔夫在开会时发表了意见，看见有人把他的发言每字记录，惟恐有什么不妥而表示不愿，但又不欲将记录全部撤消，因为也不欲受到“在会场不发言”的批评……之类；有时令人忍隽不禁的是几句绝妙的言词，例如波达波夫在戏将结束时要求葛利尼娃同去作结婚正式登记的时候，他说：“现在不正是你该改一改名字的时候吗？……我们都叫波达波夫就行了”。葛利尼娃说：“你要我们同去什么机关当然都可以，但是我仍旧要叫葛利尼娃的”。波达波夫说：“内容是葛利尼娃，形式是波达波娃”……之类——所有笑料都是从发掘与显现那存在于事物或性格中一时未能统一的矛盾与对立而得来的。以这样严肃的主题，竟能写成这样生动的戏剧，真是不易几及的。
第三独到之处，是这个剧本告诉了我们那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般人的性格。关于《莫斯科性格》，剧本中有一处这样说：“这是顽强的性格。那就是说一句，算一句。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给国家。你的思想，你的能力，你的心，你宝贵的生命。一切一切。”另一人补充：“莫斯科性格还有一种特性……就是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还说：“我怕你的话假使给乌拉尔、乌克兰、白俄罗斯，或者古班的人民听见了要不高兴的。你以为他们的性格，整个苏维埃人民的性格，是另外一种么？……换句话说，莫斯科性格就是俄罗斯的性格、布尔雪维克性格。”这是说得很明白而具体的。但我们所得到的启示尚不止此。在这出戏里，我们才真看到了健全的、明快的、完整的、乐观的人格。同时再也看不到那腐败社会中的阴暗的、破碎的、伤感的、悲观的人格。正如A．Lavretsky在他的《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载一九三七年第四期《国际文学》月刊）文中所说：“文学不再是悲观的，仅仅限于否定而已。旧文学所给予资本家地主社会的批评是有它的客观的革命意义的，由于它否定了某些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意义在它的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苏维埃文学在它的支配之下，有完全簇新的材料……那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胜利的历史意义禁止在苏维埃文学中使用个人生活的无希望无意义为写作的题材。”（注：从英文译出）
在演出方面，因为我曾参观人民艺术剧院的数次排演，我敢说导演演员和一切工作者是在诚恳地谨慎地努力从事，可以完成他们传达剧本内容的任务的。当然，成绩不能像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此剧时那样好。但是主题是把握了的，人物是表现真切的。全剧紧张，生动，有风趣，而真实可信。
总之，用戏剧，尤其用喜剧来进行干部教育，这诚然是一部“范作”。除了上面所述而外，我们可以向剧中学习的地方正多——他们夫妻间的相处，他们的恋爱，他们对于离婚的见解，他们处理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合理而亦人情，以及有政治地位的人一举一动都可有政治影响而不应有丝毫轻忽……等等——我们多看几遍，必然所得更多。至于戏剧工作者在业务上的学习，那是当然的事——走笔至此，在这一方面，真不愿多说了。
一九五○·一·廿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