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文艺思想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韩非的文艺思想
　　郎保东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入了激烈的决战阶段。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猖狂的反扑；在文化领域里，他们则“以文乱法”，极力为复辟倒退制造反革命舆论。韩非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时地提出了在文化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反动儒生实行专政的主张，阐明了新兴地主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其中也包含着精辟的文艺思想。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在战国末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中，韩非看到了大量的“儒以文乱法”的事实和教训，认识到孔孟之徒的作品和理论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都是“亡国之言”。不对它们进行批判，不严禁它们的传播，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他大声疾呼要粉碎反动儒生所进行的反革命宣传活动，强烈要求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文化都必须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服务。他把在文化领域里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反复辟斗争的日程上来。
战国末期，总的来说，新兴地主阶级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已占了优势，但是，在文化领域里奴隶主阶级还暂时占有优势，孔孟儒学仍然被称为“世之显学”，反动儒生以孔孟之道来“乱法”的活动更加猖獗。因此，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以“远见而明察”的政治眼光，揭露了儒生在文化领域里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特点和反动实质，论证了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文化专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这说明当时奴隶主和孔孟儒生是以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来顽固地对抗和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的。他们以“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来破坏耕战，大搞反革命活动。甚至有的以“习文学”骗得了“显荣”，打进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内部。“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他们在文化、文艺上崇古复古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以古乱今”，破坏和颠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
韩非从当时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继承和总结了先秦法家先驱者们在文化上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地阐明了实行新兴地主阶级文化专政的路线和政策。他针对“儒以文乱法”的问题，响亮地提出了“言谈者必轨于法”的口号，要求一切文化必须为巩固和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服务。他断然指出：“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决不允许宣扬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决不允许“乱法”的东西自由泛滥。他还进一步要求“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呼吁社会上要彻底清除儒家“诗书”、“礼乐”之类的反动腐朽的东西；对于以“文学”为幌子而进行破坏活动的孔孟儒生和奴隶主，必须坚决地“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这些主张，对于新兴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反复辟斗争的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地主阶级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彻底镇压反革命。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只要对反动儒家“去其身而息其端”就可以“禁乱”了。韩非在文化领域里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也包含着对付劳动人民的一面。因此，他不可能对于诸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维护剥削制度的说教进行批判，更不可能发动群众来批判孔孟之道。
韩非在当时文化领域里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不仅提出了文化专政的主张，而且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阐明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文化和文艺革命的理论，有力地保证了本阶级文化专政的实行。
“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儒家从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出发，鼓吹“法先王”，颂古非今。韩非为了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主张。他以进化的历史观猛烈地抨击了孔孟儒生颂古非今的反动谬论，并鲜明地提出了要法“新圣”、美“当今”。这反映在文化和文艺问题方面，就是提倡要歌颂新兴的地主阶级及其进步的事业。因此，他明确要求“誉辅其赏”、
“毁随其罚”。他还尖锐地指出，“奸伪无益之民”而“誉之”，“耕战有益之民”而“毁之”，则“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很显然，韩非认为文化和文艺要为巩固和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服务，就必须歌颂“新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现“耕战有益之民”（新的阶级力量）；而同时要暴露“奸伪无益之民”（奴隶主的代表人物）。这生动地说明，那个阶级在政治上占了统治地位，它就必然要求自己也成为文艺的主人。
韩非还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阐明了文艺创作要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与儒家反动的“正名”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针锋相对，韩非提出了名实论和“参验”说。儒家叫喊要“正名”，就是要以奴隶主阶级的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来限制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把“名”作为第一性的东西；韩非则主张以“实”来定“名”，“名”必须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实”是第一性的东西。因此，他强调要“循名实而定是非”。同时，他又指出，要“因参验而审言辞”，即对于各种言论和观点，必须加以实际的比较和验证，才能判断其正确与否。他尖锐地指出，儒家为“复古”所编造的那些东西，是些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他认为：“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这即是说，写文章、发议论，必须从地、天、人、物四个方面来加以考核，进行验证，而不能毫无根据地瞎说一气。《画鬼最易》的寓言生动地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主张：有一个客人为齐王画画，齐王问他：“画什么最难？”客人回答说：“画狗、画马最难。”又问他：“画什么最容易？”客人回答：“画鬼最容易。”接着客人解释说：因为狗、马从早到晚都在眼前，人人都知道，不能随意虚构，所以难画。而鬼怪没有具体的形状，谁也没有见过，所以画起来就容易。由此可见，韩非认为文艺创作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反映客观实际；而反对那种毫无现实根据的“画鬼”之类的创作。
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上，韩非针对儒家以虚辞浮辩来掩饰其反动内容的东西，主张文艺要注重质美，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他明确地提出“礼为情貌”、“文为质饰”，应当“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他在《解老》篇中，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的例子说明质美本不待于文饰；又在《外储说左上》篇中，用“秦伯嫁女”、“郑人买珠”的故事说明了过分的文饰反有害于质美。
韩非还十分强调文艺要“以功用为之的彀”，替新兴地主阶级“谋治强之功”。他尖锐地指出：“滥于文辞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蔑视那种矫揉做作，而对社会没有什么好作用的作品。《画荚》这则寓言生动地体现了韩非这一文艺批评的主张：一个客人为周君画豆荚，用了三年的功夫才画成。周君一看竟然黑白不辨，象用黑漆漆的一样，大发脾气。客人说：“请筑一堵八十尺长的墙，开一个八尺宽的窗，然后把画放在上边，等日出的时候观看。”周君照办了，果然画面上尽是龙、蛇、车、马、禽兽，各种各样事物的形状都应有尽有。韩非认为“此荚之功”虽然“纤察微难”，但它并没有“治世”的功用。因而，它的技艺再高超也是不足取的。
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一书，就是实践这些主张的结晶。他总结了地主阶级在数百年中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他重视“以文饰质”，整个作品篇章结构严谨，语言简练生动，善于把深刻的道理寓于形象的故事和寓言中。
但是，韩非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终究不会摆脱剥削阶级的立场和唯心史观的束缚，因此他不可能真正地认识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同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他要求歌颂的也只是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而绝不会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的劳动人民。
韩非的文化思想和文艺理论是他所生活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当时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经验的总结。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韩非的文化思想、文艺理论进行批判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对于推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