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二七”老工人梁永福和计根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访“二七”老工人梁永福和计根生
本报记者 艾方
“二七”时代的老工人梁永福和计根生，来出席中国铁路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了。他们两个，都是正太路的职工代表，一个是在太原做铁路工会工作，一个是在石家庄铁路工厂做行政工作。两个人都是在这条路上工作了几十年，过去，又是携手向敌人作不屈斗争的好伙伴。
记者见到他们时，他们是刚开会回来。两个人还在研究着一九五Ｏ年铁路上的生产计划和劳动保险及工人福利等问题，桌子上摆了几份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他们已经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须发斑白，但精神是健旺的。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人是老了，心还不老，希望着能多当几天人民的勤务员呢！”
提起了“二七”，梁永福和计根生的心里想起了多少往事！他们畅谈起来了。每一个细节他们都记得很清楚，像谈昨天的事情一样。那些深深地烙印在心上的血的斗争是永不会忘记的啊！
梁永福说：“正太路是法帝国主义修的。修路的一铁一木都要从他们手里来。军阀们欠下他们的债，铁路就由他们来管。帝国主义、军阀和他们的走狗，就拚命向工人的身上来刮，向中国老百姓身上刮。他们拿着工人就不当人。工人进厂，要给他送礼。称呼他们，必须叫老爷……。”他说：“这就是罢工的原因”。
那次大罢工，发生在一九二二年的八月间，从京汉路开始。十二月里，罢工浪潮就波及到正太路。当时工会的一道命令下去，车开到哪里就停到了哪里。工人们提出了八个条件，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取消一切不合理制度，要求建立工人福利事业，……不准因为罢工开除工人。正太路工人们成立了纠察队，计根生就是队长。敌人的武装被工人的力量封锁到屋里。在阳泉车站，一个姓罗的伪警务段长，带着人去弹压工人，工人们一涌而上，梁永福领头，一把没抓住，那家伙撒腿跑了。在石家庄，敌人收买坏分子王纯，带着手枪，屁股后头跟着个法帝国主义分子。走狗王纯说：“是冤家就向前，是朋友就向后”，话没有说完，计根生就从后面把他的枪夺了，帝国主义分子也吓跑了，跑得把皮鞋都丢在广场上。工人们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这个罢工运动，是得到了各路广大工人的声援的。这充分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互助友爱精神。
“当你强硬起来的时候，敌人是会软下去的”。梁永福说：“这次斗争是胜利了，敌人被迫答复了工人的要求。”梁永福和计根生谈起来，眉飞色舞的。大家非常兴奋。他说，更严重的斗争是在第二年二月七日，就是所说的“二七”。
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九日，京汉铁路全线各站工人都派了代表，到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同时也邀请了其他铁路代表参加，梁永福也去参加了。这是工人阶级巩固并扩大自己的胜利，向敌人布置新的进攻的会。这是铁路工人大团结，显示出了自己无比威力的会。帝国主义及其爪牙——军阀吴佩孚等，在工人们的力量面前，吓得发抖。敌人武装干涉工人开会。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捣乱会议，各地工人代表，在“劳工神圣”的大旗下，游行示威。郑州的搬运工人也都参加了这个庄严的行列。代表们并决议，二月七日这天起，各路工人罢工，以抗议军阀政客的阴谋暴行。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首先京汉路罢了工。敌人捕了当时直接领导这个运动的工人领袖——优秀的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同志，敌人强逼着他下通车命令。梁永福同志说：“林祥谦同志这样回答了敌人：‘头可断，车不可通！’……林祥谦、施洋等同志壮烈牺牲了。”
敌人使用了卑劣无耻的血腥屠杀手段。
谈到这里，梁永福同志又想起了高克强烈士。他说，高克强同志当时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辍了学，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来，在当时工会里当秘书，工作非常热心。因此，敌人非常注意他。在一次大游行之后，他被敌人捕去了。
梁永福面对着计根生说：“我们几次提起要建立个纪念塔，来纪念烈士们，大家工作忙，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没做了。”计根生补充说：“就拿我们的工作来纪念吧！”的确，他们都是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纪念烈士的。石家庄解放后，面对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恢复生产。一次竞赛运动，两次竞赛运动，计根生被大家选为劳动模范，又被工厂提拔为工具部的副主任。石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和大兴纱厂阎金芬一同被选为石家庄市政府的委员。
石家庄解放后，梁永福就做工会工作，一九四八年八月，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出席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六月出国，参加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人是那么健谈，显然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从梁永福和计根生同志的奋斗历史，告诉了我们，中国的广大工人，是怎样从被迫害的地位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翁。
谈到一九五○年铁道部所要求的生产任务时，他们都表示有充分的信心。当然，这是要更加努力才能获得的。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梁永福虚心地检讨了自己。他说：“我还有缺点，最大的一个，就是文化程度不高。我今后一定要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