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孔丘的“仁”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剖析孔丘的“仁”
梁效
孔丘的“仁”，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鼓吹“仁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拚命鼓吹“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深入批判孔丘的“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一
孔丘反动思想的核心——“仁”，本来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和道德理论。它的特点，是用父子、夫妇、兄弟、长幼、亲友这样一些伦理关系，宣扬人们之间的“爱”，掩盖和抹杀阶级的差别和对立；同时，又在这些伦理关系之中灌注奴化精神，作为维护奴隶主统治秩序的绳索。在孔丘之前，奴隶主贵族就已提出了“爱亲之谓仁”①的思想。孔丘大力发挥“仁亲”观念。他特别强调“孝”，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子对父、族人对祖先做到“无违”，“劳而不怨”，还要“无改于父之道”②。孔丘认为，有了“孝悌”这个根本，推而广之，就容易做到对奴隶主头子君主的“忠”，对奴隶主贵族尊长的“敬”，对奴隶主之间朋友的“信”了。“仁”的这种特点，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殷代奴隶制国家，是一个以王族为中心，由同姓贵族及有结盟关系的异姓贵族所组成的统治网。“周因于殷礼”③。西周统治者利用从父权制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建立了一套比商代更为系统的等级制度。孔丘所谓“周礼”主要就是指这一套奴隶制度。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和平民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对象。由于平民还是统治者氏族的成员，贵族们就一方面用刑杀来镇压，另一方面用宗法制来束缚。平民虽有着比奴隶高的身分，但同样受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如果违抗贵族的命令或经济地位下降，就可能沦为奴隶。在殷周时期构成奴隶阶级的，有被征服的许多氏族和部落。西周初年周王分封给诸侯的“殷民七族”、“怀姓九宗”④等等，就是这种奴隶。周统治者同他们没有宗法关系，也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⑤。周王朝用军事政治高压手段严密监视他们，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随时可以屠杀他们。同时，也往往收买和利用奴隶氏族中的首领当奴隶头目。这样，奴隶氏族中旧有的宗法关系，就被周朝奴隶主用来作为统治奴隶的补充手段。
为奴隶主贵族政治服务的道德观念，是在维护宗法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起初，这种观念主要是“孝”。西周初年，奴隶主贵族大力提倡孝，有没有孝行成为能否参与政事的一项重要标准。当时，“孝”是包罗一切宗法关系的观念。但是，宗法制度和“孝”道并不能使奴隶制永世长存。奴隶的反抗，平民的暴动，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利害冲突，使西周灭亡了。春秋时期，社会更加动荡。天子没落了，诸侯起来；诸侯没落了，卿大夫起来；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兴封建势力起来。“礼坏乐崩”，西周的一套宗法制系统瓦解了。这时再谈“孝”于周王朝整个宗族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孝”的对象就缩小到只对自己的父母祖先。为了维护残破的等级名分、上下尊卑关系，加紧相互间的勾结和利用，奴隶主贵族在“孝”以外，又提出了“忠”、“悌”、“信”、“恕”、“仁亲”等等观念。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丘，面临着奴隶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崩溃的形势，他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妄图把社会拉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他竭力利用传统的奴隶主意识形态进行复辟活动，用一个“仁”字把奴隶主贵族的种种道德观念综合起来，概括起来，提出了一套以“孝悌”为根本，以“周礼”为标准的道德思想体系。
“克己复礼为仁”，孔丘的这一自供，就道出了“仁”的全部反动性。它不仅是维护奴隶主专政的意识形态，而且是没落阶级的复辟旗帜。
“仁”的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孔丘所讲的“仁者爱人”决不是爱一切人，而仅仅是要人们奴才般地服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在阶级社会里，“爱”始终是有阶级性的。“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二
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法家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经济，对“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明确地宣布：“仁……不足以治天下”⑥！这是总结当时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法家在批判“仁”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利”和“力”。这种与“仁”对立的意识形态，是“法治”和“耕战”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先秦法家对“仁”的批判，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作为革命者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鼓吹“仁”还是批判“仁”，这是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彻底清除这种旧的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
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成为过去，随着农民阶级的逐步壮大，并同地主阶级进行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地主阶级逐步地丧失掉它的先进性，向落后和反动转化。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使宗法关系得以保留和发展。地主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把宗法制度作为手段，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和奴隶很难包括在一个宗族之内；而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则可以处于同一宗族之中。这个特点，使得封建的宗法关系容易掩盖阶级关系。因此，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仁”，经过改造，便成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社会越走下坡路，反动统治阶级就越拚命鼓吹“仁”。他们“以求仁为急”，把它说成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⑦，用以推行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对孔孟之道包括“仁”虽然也进行过批判，但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这种反动思想同盟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孔丘的“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就鼓吹“立国之道”“以仁为本”⑧，以此对抗人民革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两千多年来，孔丘的“仁”一直起着维护和复辟反动阶级专政的作用。要革命，要前进，就必须对以“仁”为核心的孔孟之道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认清它的反动本质。三
在社会主义时期，孔丘的“仁”成了国内外反动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之一。他们攻击我们“不仁”，叫嚣要用“仁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二十多年来，这种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刘少奇、林彪和他们的主子社会帝国主义都鼓吹“仁”，正是为了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苏联修正主义者说，“仁的本质是‘真正同情’别人，即承认别人同样是人”⑨。刘少奇大力宣扬仁爱修养经，要人们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⑩。林彪更是拚命鼓吹“德、仁义、忠恕”，要把它作为“人的关系”的根本原则。他还狂热鼓吹“百善孝为首，万恶逆为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等。什么“‘真正同情’别人”！难道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各国人民，地主资本家对于工人农民，有过一丝一毫的“真正同情”吗？地主资产阶级时刻梦想复辟变天，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难道无产阶级不应该对他们实行压迫和专政，反而要对他们表示亲爱温柔吗？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狂热地鼓吹孔丘的“仁”，鼓吹“孝悌”、“忠”、“义”等等，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便他们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阶级敌人总是利用旧的父子、亲戚、宗族、朋友关系，大讲仁义道德，拉出去，打进来，混淆阶级阵线，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林彪一伙鼓吹所谓“人情”，就是要用地主资产阶级虚伪的仁义道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千方百计地把革命的同志关系，变成拉拉扯扯，不讲原则，互相包庇的关系；把革命队伍中上下级关系，变成封建的君臣关系，要广大群众和下级干部“忠”于他们。事实证明，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仁”，正是他们拉山头，搞宗派，分裂党和人民的团结，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修正主义还用“仁”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林彪一伙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富’民穷”，还把孟轲为复辟井田制而标榜的使“黎民不饥不寒”?，说成是“仁的物质内容”。他们打着行“仁政”和“关心群众福利”的旗号，极力宣扬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用私有观念腐蚀群众，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墙脚。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力图保持、扩大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并力图把这一套传给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仁”不仅还有存在的土壤，而且起着阻碍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帮助地主资产阶级复辟旧制度的反动作用。我们必须清除包括“仁”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于孔丘的“仁”，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用自己的革命斗争猛烈地进行了批判，但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能够彻底摧毁它。今天，我们无产阶级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就一定能够对它进行彻底的清算。我们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批判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斗争进行到底。注：
①《国语·晋语》
②《论语》：《为政》、
《里仁》、《学而》
③《论语·为政》
④《左传》定公四年
⑤《左传》成公四年
⑥《商君书·画策》
⑦《朱子语类》卷六
⑧《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
⑨ 康斯坦丁诺夫主编：《哲学百科全书》第二卷
⑩《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
?《孟子·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