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对尊孔派的批判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鲁迅小说中对尊孔派的批判
毛志成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鲁迅先后写了二十五篇短篇小说，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在这些作品中，直接表现或间接涉及的儒生、秀才、监生、举人、道学家形象，计在二十个以上。鲁迅的作品，从政治斗争的高度，暴露与抨击了形形色色尊孔派的“吃人”实质，揭穿了他们的反动性、残酷性和欺骗性。我们从鲁迅所刻画的这群丑类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上反动派的谱系：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顽固派，辛亥革命的反对派和投机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扼杀者，民主革命的镇压者和右派。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孔丘和孔孟之道，之所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国脉民命”，就是因为它为反动权势者们的“权势”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根据。孔丘的“礼”，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以及儒家所标榜的“道”，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承认剥削者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劳动人民造反无理，革命无理。一句话，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权势”是天赋合理的，任何企图动摇和夺取他们“权势”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有罪的。所以，反动的统治者，都必然是最顽固的尊孔派。
鲁迅对尊孔派的揭露，首先从反动的“权势者”，即旧中国各级反动政权的政治代表开刀。鲁迅笔下的尊孔派，就身份上看，极少数是孔乙己那样的潦倒书生，大多是官、绅或依附于他们的“学者皮而奴才骨”式的帮凶爪牙。《风波》中的赵七爷，《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赵秀才，《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四爷，《离婚》中的七大人、慰老爷，这些人，或者是握有权柄的官吏，或者是称霸一方的乡绅。作者对这些人的揭露，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指出他们是劳动人民最凶残的压迫者，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另一方面指出他们是社会前进的阻碍者，是革新运动、革命运动的镇压者和破坏者。
《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的屋中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之类的对联，案头上摆着《四书衬》之类的儒家教本。无疑，这是一个虔诚的尊孔派和道学家。他和“我”一见面，立即“大骂其新党”，“骂康有为”，露出了清末戊戌维新反对派的面目。尊孔派和地主阶级顽固派两位一体的丑恶形象，立时展现在我们眼前。
女工祥林嫂被逼至死。“吃”掉她的，是鲁四老爷所奉行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是以这套反动思想体系为理论基础的封建制度。是谁在为这种吃人制度烧香祈祷，并祝福其永世长存呢？正是鲁四老爷之流的尊孔派。反动的孔孟之道，既是他们实行反革命专政的理论基础，又是他们反对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武器。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揭露了孔孟之道及尊孔派的反动实质，是高于历史上法家、进步思想家的见地的，显示了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彻底反封建的鲜明立场和深刻思想。
《孔乙己》中的丁举人，对待落魄书生孔乙己的态度，也从侧面暴露了高喊“仁者爱人”虚伪口号的尊孔派，实质上是一批凶残酷虐的恶霸。他对孔乙己，尚且“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对待劳动人民的狰狞凶狠，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站在彻底反封建的立场上，教育人们对封建统治者、尊孔派不要抱任何幻想，而要识破他们阴险奸诈的本质，警惕他们的欺骗和蒙蔽。《离婚》中写了具有一定反抗性的劳动者爱姑和她的父亲，为了想公平解决爱姑和男家的纠纷，起初把希望寄托在“知书识理”“替人讲公道话”的慰老爷身上。但是，“酒席能塞得人发昏”，这位慰老爷受了男家的一桌酒席，“道义”是随时可以出卖的。最后，爱姑父女又把希望寄托在“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身上，不相信这位七大人“不说人话”。然而，尊孔派对待被压迫人民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位七大人，对孔孟之道更加奉为至宝，公开声称“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结果，用多添十块钱赔偿费的奸诈手段，用“和气生财”之类的欺骗口号，愚弄了这两个劳动者。
鲁迅前半生，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革新或革命运动中，鲁迅总是以进步思想家和先锋战士的姿态，投入到和守旧派、顽固派、反动派的勇敢斗争中去。在这些斗争中，反动派总是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武器，向进步势力和革命势力进行反攻倒算。所以，鲁迅向反动派的斗争，也不能不从“尊孔崇儒”的问题上开刀。《风波》，以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为背景，写了一场农村小风波。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尊孔派是复辟旧制度的急先锋和社会基础这个事实。作品中的茂源酒店老板赵七爷，是一个对旧制度的复辟惊喜若狂的人物。闻到“皇帝坐了龙庭”的风声，他如临节日，立刻换上竹布长衫，垂下油光的辫子，不可一世地来到在革命中敢骂他是“贱胎”的七斤面前挑衅，恶狠狠地宣布七斤的“死刑”。对敢于向他有微词的普通妇女八一嫂，也怒不可遏，“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何等猖狂凶狠！然而，他平时却是一个“读书人”。他从儒家“天命论”、阀阅、门第观念中拾了一点唾余，“考证”了张勋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在这样的作品中，鲁迅提醒革命人民：旧制度的复辟，意味着反革命屠杀的不可避免。
反倒退，反复古，是鲁迅作品重要的主题，从《长明灯》中郭老娃、四爷这类乡绅要弄死的敢于吹灭孔孟之道“长明灯”的觉醒者，到《肥皂》、《高老夫子》中复古派企图扑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提示我们：尊孔派是革命运动的敌人。《肥皂》中的四铭、何道统，《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是五四运动后盘踞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批复古主义者，一小撮道学流氓。经过“五四”新文化的冲击，孔家店受到重创，孔孟之道受到一次扫荡。但是，这些反动派，为了政治上的复辟，配合着北洋军阀的屠刀，举起的仍然是孔孟之道的破旗。这一历史现象使我们认识到，以尊孔和反孔为标志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发扬革命的韧性，向孔孟之道和形形色色的复辟思潮进行不懈的战斗。
鲁迅小说中的尊孔派形象，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但有公开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封建主义顽固派，也有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不但有打着“整理国故”旗号的土尊孔派，还有穿着洋服不准“小人作乱”的洋尊孔派。这种种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鲁迅对旧中国社会现实精细入微的观察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阿Q正传》中，侧面描写了辛亥革命在反动营垒中引起的反革命势力的恐惧和惊慌。那位当初因为阿Q冒充同姓就恶狠狠地打他嘴巴的赵太爷，在误认阿Q为革命党时，也突然谦恭地称之为“老Q”，小劣绅赵白眼称之为“Q哥”。在这种形势下，反动阵营中往往有的人改变面孔混入革命队伍。赵太爷的儿子，那个平时点灯夜读孔孟之书的赵秀才，“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叫喊起“咸与维新”了。他找到了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相约去革命”。他们“革”什么“命”呢？当然不会去触动赵太爷、钱太爷之类封建制的社会基础，而是到静修庵中暴打老尼姑，并窃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假洋鬼子，这个地主阶级的恶少，在革命潮流中，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对劳动人民的仇视与轻蔑，对于封建社会及“吃人”的孔孟之道毫无背叛的意向，用洋服、洋发、洋文、洋手杖装潢一番，便混进革命队伍中来了，并垄断了“革命”权利，把真正的被压迫者拒在门外。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清了混进革命队伍中阶级敌人的真实面目。一旦形势变化，这些人最容易和公开的封建主义顽固派结成反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扑灭革命和镇压劳动人民。在这里，鲁迅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革命要前进，就必须善于识别那些打着革命旗号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动家伙。
诚然，鲁迅在完成这些小说的创作时，思想上还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范畴，还没有能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形形色色尊孔派的不同的阶级基础，也没有塑造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孔孟之道的无产阶级正面形象。但是，这并不能掩盖鲁迅批判孔孟之道及尊孔派时所显示的坚决性和深刻性。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关头，鲁迅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中国思想界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第一次用形象的语言，指出了几千年阶级压迫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最早指出孔孟之道流毒深远，是束缚人民、禁锢革命的精神枷锁，使得“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这个罪责应该归于谁？鲁迅后来从反动权势者的身上，找到了这个答案。鲁迅在解释孔孟之道“吃人”含义的时候，已大大超越历史上法家、进步文学家的思想高度，指出它不仅“吃”掉了几个书生、几个妇女、奴隶，而是要“吃”掉整个被压迫者、劳动人民。鲁迅这一深刻认识是很可宝贵的。鲁迅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尊孔派群丑，对于我们认识刘少奇、林彪一类孔孟信徒，无疑会提供丰富而深刻的借鉴。
毛主席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从鲁迅的战斗经历和精神中，从他极其丰富的批孔文章中，吸取力量，吸取思想斗争的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批判一切奉行孔孟之道的尊孔派。林彪正是以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的。我们一定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