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善恶有报” 加强革命专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批判“善恶有报” 加强革命专政
　　解放军某部　褚有祥
《名贤集》浸透了剥削阶级人性论的毒汁。什么“积善有善报，积恶有恶报，报应有早晚，祸福自不错”啦，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啦，宣扬的都是剥削阶级人性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善”与“恶”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由人们的经济关系、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从来都是阶级意识的表现和反映。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超阶级的抽象的“善”“恶”是不存在的。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善恶观从来是根本对立的。反动阶级认为是善的，革命阶级则认为是恶的；相反，反动阶级认为是恶的，革命阶级则认为是善的。《名贤集》抽去了阶级的内容，大肆喧嚣超阶级的、抽象的、虚伪的“善恶有报”，其实是力图说明罪恶的剥削制度和他们的剥削行为是合理的、善的，而被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摆脱奴隶地位所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大逆不道”的“恶”行；是想要人们相信剥削阶级的“余庆”是“积善”的“报应”，劳动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殃”“祸”是“积恶”的结果。十分清楚，它完全是为剥削制度服务的。
自古以来，所谓“积善之家”是从来不
“积善”的。在被孔孟儒家宣扬得善乎其善、简直是“善道世界”的周朝，有多少奴隶被活活埋进奴隶主贵族的坟墓；在反动地主的“积善堂”里，有多少劳动人民象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那样受迫害、受欺凌；在挂着“慈善”招牌的帝国主义的“育婴堂”里，又有多少劳动人民的儿女遭残害。“积善堂”中鲜血淋淋，“育婴堂”里白骨累累，整个旧社会是反动剥削阶级作恶的乐园，是劳动人民的地狱。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页）《名贤集》宣扬“善恶有报”，就是要被压迫阶级和劳动人民相信，为了自己日后甚至死后以及后代有“善报”，能避“祸”受“福”，成为“余庆”之家，就必须对反动阶级行善，忍受他们的残酷迫害和任意宰割，甘心情愿地给他们当牛作马，从而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使他们的人肉筵席永远摆下去。
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反动阶级在掌握统治权的时候，总是用反动人性论的“积善”的说教来维护反动统治；而当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又总是用反动人性论的“积善”的说教来掩盖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要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他们“行善”，放弃对他们的专政。他们自称“善人”，而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剥夺称为
“恶行”。在“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反动口号下，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时刻图谋向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报复”，妄图夺回已经失去的“余庆”之家，重新骑在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头上行恶作乐。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妄图复辟篡权的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接过历代反动剥削阶级的“香火”，继承孔孟之道的衣钵，大肆喧噪什么“德”、“忠恕”、“宽宥”，要人们对国内外反动派“行善”、有“菩萨心肠”，不要“骂绝了”，“斗绝了”，“做绝了”等等，妄图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意志，任凭他们倒行逆施。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林彪“善”话说尽，“恶”事做绝，到头来，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对抗以来，两军对垒，针锋相对，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你专我的政，就是我专你的政。“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二二页）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没有丝毫的“积善”可谈。我们无产阶级是有我们的真、善、美的标准的。我们的真、善、美是与剥削阶级的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我们决不相信剥削阶级的任何伪善的言词。无产阶级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罪恶的统治以后，必须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在各个领域里战胜他们的反抗，并且不断地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促使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因素加速衰亡，促使正在生长的共产主义因素加速生长。美好的共产主义，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