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微杜渐——记西铺大队干部坚持继续革命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防微杜渐
　　——记西铺大队干部坚持继续革命的事迹
二十年前，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带领二十三户贫农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只有三条驴腿，一张破犁，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在一片荒山坡地上艰苦创业的精神，曾经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二十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王国藩所在的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三条驴腿被拖拉机和成群的骡马代替了；荒山坡地上，栽满了松柏和果树；原来那些瘠薄的土地，变成每亩能打千斤粮的大寨田了。但是，在发生着的历史巨变中，这个大队的干部不仅保持着当年办社时那股“穷棒子”精神，而且把那种热爱集体、廉洁奉公、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
“不变，就要弄懂为啥会变”
如今，来西铺参观的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铺大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在干部们身上却一直不变？对于这个问题，西铺大队干部们的回答是：“不变，就要弄懂为啥会变。”
西铺大队走上集体化道路以后，经历过多次的政治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党支部的成员和干部们逐步养成了一种联系实际，读书学习，分析总结的新习惯、新风气，从而使他们找到了掌握真理、弄清事物本质的一把钥匙。
西铺大队的干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结合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多次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缺点进行剖析，摸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当年带头办社的二十三户贫农中，有一个叫戴存的孤儿。解放前，他家被地主剥削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泪半碗，糠半碗”。土地改革以后，戴存分得了地，有了房，但不久父母去世了，刚满十三岁的戴存因无力耕种，只得把分到手的三间房和十亩地重新典当出去，社会上两极分化的漩涡又把他吞噬得一无所有。毛主席及时指明走集体化的道路，又一次拯救了戴存。他加入了
“穷棒子社”。后来，集体经济发展了，戴存的生活富裕了，而且当了干部，有人就对他说，这回你当了官，苦苗苗成了“福苗苗”，“穷棒子”该变“富棒子”了。这话他听得进，不久就动用队上的大车、拖拉机，从集体的采石场拉石头，叫社员给他垒猪圈。缺口一打开，处处搞特殊，公私就不分起来，路子就慢慢地走歪了。
过去，戴存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下，对走过的路也做了检查，但他总强调自己出身苦、根子正，把犯错误仅仅说成是受坏人挑唆，一时受骗上当。阶级敌人挑唆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总归是个外因。大家总觉得他没有挖到根上。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戴存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了《国家与革命》。他对照着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论述，回顾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演变过程，终于悟出了道理。他说：合作化前，我两次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走上集体化道路之后，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但因为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同私有制实行彻底决裂，小生产固有的习惯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站在集体田里，拿着集体农具，心总想着个人，忘记了在私有制下遭受的苦难。这是我为什么要变的根本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讲的是多么深刻，可千万不能忘记！
戴存思想上的飞跃，对西铺大队的干部启示很深。大队党支部发动大家顺藤摸瓜，结合理论学习，继续深挖细找可能引起思想演变的各方面因素，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党支部副书记王荣，是当年“穷棒子社”二十三户老贫农之一，社员们称他是“集体的顶梁柱”。全队大人小孩都很尊重他，不少人称呼他“王书记”。喊的人也许无意，但王荣却犯了思索：人家管我叫“王书记”，我身上是不是有“书记”架子？他从总结自己的工作入手，认真地查找原因。别人劝他对这类事情不必那样计较。他说：“我们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这个位置颠倒了，我们就会变修，这可是个大问题。”象王荣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世界观，在西铺大队干部中形成了风气。
“防风，就得先堵洞”
这是西铺大队的干部拒腐蚀防演变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说：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无时不有、无孔不入的。我们防修反修，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既要大搞群众运动，无情地涤荡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又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从点滴做起，防微杜渐，在阶级斗争中打主动仗。
王国藩担任县委书记以后，继续兼任西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除了在县委机关领取一些生活补贴费以外，坚持在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参加分配。王国藩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老伴和儿媳常年有病，家庭生活不宽裕，他就发动全家老小打草养猪，自力更生，不超支借用集体的公款。在县里工作时，他同干部和职工在大食堂一起吃饭，下乡时在社员家里吃饭，从不搞特殊。他经常对干部说：“请客送礼，谋求特权，贪图享受等等不正之风，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队伍的一种手段。《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为人类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生活几十年，只有一盏红灯留给了李铁梅，让她继续革命。我们要以李玉和为榜样，同资产阶级的‘酒席筵’作无情的斗争。”
有一天，西铺大队有个家伙因为干了不少坏事，害怕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惩处他，让他小舅给王国藩家送来一份“礼物”。王国藩知道后，立刻从家把“礼物”带到党支部大会上，对大家说：“这就是糖衣炮弹！我们要把这些糖弹变成回击敌人的炮弹，把‘礼物’变成廉洁奉公的教材。”王国藩的行动，对大家的教育很深。从此，西铺大队党支部把党员干部不准“吃请”、不能受贿、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坚决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作为一条纪律规定下来。党支部还每隔一段时间，在党内开展一次反腐蚀防演变的斗争。在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许多带头“防风堵洞”、廉洁奉公的动人事迹。
党支部副书记王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位青年干部。在一次推坡造地的战斗中，他吃在工地，睡在工地，腿上生了疮，脓血顺裤腿流到鞋袜上，一声不吭，仍然带头苦干。不久，他病倒了。人们知道他胃口不好，病又很重，分粮时，就多分给他家几十斤好粮食。他知道了，就对爱人说：“咱干部是社员的代表，哪儿也不比社员高，为什么要多吃好粮食？”爱人说：“你有病，为什么就不能‘吃照顾’？”王顺说：“今天为这个照顾，明天为那个照顾，照顾来，照顾去，就变成了特殊。针尖大的洞，会钻出斗大的风。这个口子不能开，社员吃啥咱吃啥。”他说服爱人把粮食送还队上。
党支部委员王凤祥，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党员。他担任大队拖拉机站队长后，眼前摆着上百台（件）现代化农业机具，但是他眼睛盯着的、手里拣着的却尽是些破铜烂铁。有一天，他发现有的机手把擦机器的油污棉丝，用完扔掉了。他想：扔掉的一缕棉丝不值几个钱，但这股大手大脚的风必须堵住。他把机手扔掉的棉丝拣起来，放在一起，几天就积攒了一大堆。然后，他把机手召集在一起，指着那包棉丝说：“一缕棉丝辨心思，是为集体想得多，还是想得少？你们扔掉的不是棉丝，是我们的传家宝——‘穷棒子’精神！”老队长一席话，使机手们受到教育。几年来，西铺大队的机手们从不“拉私”贩运，从不“吃请”受贿，处处从勤俭着手，严格要求，为集体多出力，受到广大群众赞扬。
西铺大队的干部在拒腐蚀防演变斗争实践中还有一条深刻体会，就是要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结合起来，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蚀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几年来，这个大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常年不停，政治夜校越办越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不断扩大，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如今在西铺，人们不讲“中庸”讲斗争，“好人主义”被说成是“坏人主义”；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被批得臭不可闻。广大群众学理论、学政治、管方向、管路线。一心为公、热爱集体的“社员干部”大批涌现。西铺大队的干部高兴地说：“觉悟了的群众才是真正的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
“身不离庄稼地，心不离庄稼人”
这一条是西铺大队的干部多年坚持下来的老传统。它既被这个大队干部看成拒腐蚀防演变的一项根本措施，也被这个大队的社员作为推选和检验干部的一把尺子。
早在二十三户贫农办社时，王国藩和“穷棒子社”的干部们，就曾以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艰苦创业闻名。那时候，他们肩搭一条麻绳，腰别一把镰刀，带头拉犁耕种，上山打柴，早晨群众踩着他们的脚印下地，晚上他们踩着群众的脚印回村。他们被称为“穷棒子社”的“铁棒子”，贫下中农的“主心骨”。如今，群众又亲切地称呼他们“社员干部”了。
西铺大队的干部外出开会、接待参观者的时间花得多，而他们每人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党支部书记王国藩到县上工作后，每天要考虑的问题多了，要管的事也多了，但是他仍然定期回西铺大队，和社员一起搬石垒坝，推土垫地，坚持参加劳动。有人对他说：“你是县委书记，论职务也算个国家脱产干部，回来几天，帮大家出出点子，不必再到地里干活。”王国藩回答说：“国家的脱产干部，决不能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党支部副书记王顺，主持大队的全面工作，事情多，他参加劳动也多。有一次，他到省里开会，回到遵化县城是个晚上，向县委汇报完开会情况，已经夜深了。同行的人劝他明天坐班车回大队。他说，要坐班车就不能参加明天上午的劳动了。于是，他没等天亮，就拎起背包，步行四十里路回到西铺大队，没进家门，就去起集体的猪圈。下午，社员们刚下地，他已经又在打井场干起活来。社员们说，在我们西铺大队，没有“只会动嘴，不愿动手”的干部，没有“劳动蜻蜓点水不顶班，坐在办公室扯闲天”的懒汉干部。我们西铺的干部说到的，自己做到了；他们要求别人去做的，自己也首先做到了。
西铺大队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做到这样自觉，是因为他们在深入开展的思想斗争中，逐步对参加劳动形成了一种新认识。西铺大队党支部认为，要使干部自觉地握住手中的锄头，就要首先让干部懂得为什么要握锄头。这个大队有个青年干部，当干部前，人称他是一员“闯将”，哪里活累，他往哪里钻；哪里活脏，他往哪里跑。当干部后，他认为自己“生在茅草屋，长在庄稼地”，是从泥水里滚出来的；如今当干部为集体管事，少握几天锄把子不碍事。于是，他下地干活少了，工作漂了。党支部发觉后，主动找他谈心，给他讲当干部为啥不能放下锄把子的道理。王国藩说：“几千年的旧社会给人们留下一个老观念，是当官发财，不劳而获，高人一等。如今，我们干部不离庄稼地，干活不离庄稼人，亦‘官’亦民，这样就能破除‘当官发财’这个老观念，形成当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新观念。”这些话，触动了这个干部的思想。他想：过去，我们斗倒了靠剥削为生、不劳而获的地主老财；今天，自己当了干部，如果指手画脚，不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不就是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吗？原来自己的思想在演变。这样下去，不是会顺着懒、馋、占、贪、变那条路子滑向资产阶级泥坑吗？思想认识提高了，行动上就自觉了，他又成为带头劳动的一员“闯将”。
这个青年干部的转变，是西铺大队干部实行思想革命化的一个缩影。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西铺大队的干部通过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深入批判“上智下愚”、“天才论”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都比较好地在实行这种革命的转变。在当干部期间，他们经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入党当干部多年了，在这期间，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带领社员改造了多少地，打了多少井，建设了多少大寨田，粮食产量增加了多少斤？象社员那样扎扎实实地劳动了多少天？自己手上的老茧有没有社员那样厚，脸晒得有没有社员那样黑？他们这样认真地要求自己，便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用汗水不断冲刷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同社员群众建立了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同群众的革命团结，取得了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