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姚望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发起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天，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在晚上六点钟又集合起来，大干了五个小时，他们什么报酬都不要，但劳动生产率却比平时高了好几倍。这个义务劳动受到伟大导师列宁的极大重视，列宁称它为“伟大的创举”，是“共产主义的幼芽”。列宁是这样说的：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种义务劳动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不要报酬的劳动。任何劳动，总是同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都是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少数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占有全部或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广大奴隶、雇农和贫农、工人被剥夺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只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劳动仅仅是劳动人民谋生的手段，这样的劳动不能不是强迫的，剥削者只能靠饥饿和棍棒来维持它的秩序。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厌恶为剥削阶级劳动，消极怠工，这是他们对本身阶级地位的一种认识，也是反对剥削阶级的一种斗争手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劳动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俄国工人阶级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使他们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第一次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劳动。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看到了自己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热爱自己的劳动。特别是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国内还激烈地进行着反对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的战斗。在这样的形势下，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发起星期六义务劳动，用实际行动来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这充分反映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它闪烁着灿烂的共产主义光辉。
在这种共产主义的光辉面前，更加显出夏洛克式人物那种精神面貌的暗淡无光。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人物，是个残酷的高利贷者。在当时的苏维埃社会里，夏洛克式的人物依然存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猛烈地抨击过这种人。这种人的特点是决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们的视野跳不出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这种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反映着过时的生产关系。政权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了，而他们的思想却依然被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信条所统治，怎么会有前途呢？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所涌现的大批新人，才代表着未来，因为他们的思想反映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列宁曾经说过，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同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种斗争，反映在劳动态度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是被迫劳动与自觉劳动的斗争，前者信奉的是“按酬付劳”的雇佣观念，后者实行的是“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人们的眼界跳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某些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但这种法权毕竟代表着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决不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反映，因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决不能扩大它。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当作自己处世的标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反映，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夏洛克式的人物。对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来说，都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问题。作为革命者，我们的格言应该是：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做社会的主人。
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已经把列宁缔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列宁当年热烈赞扬的“共产主义幼芽”在苏联也早已不存在了。但五十六年前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工人发起的“伟大的创举”，仍然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